陈清河没说话。他知道父亲不是舍不得那个阳台。他是舍不得那些钟，那些零件，那个他用了大半辈子的地方。陈望生慢慢喝完绿豆汤，把碗放在窗台上。他转过头，看着陈清河，眼里有一种陈清河很少见到的、近乎柔和的光。
“清河，你说，人这辈子，是不是一直都在跟地方较劲？先是厂子，再是家。”他说。声音很轻，像在问陈清河，也像在问自己。
陈清河说：“地方是死的，人是活的。”
陈望生愣了一下，随后笑了一声。那声音从喉咙里滚出来，像把什么堵了很久的东西带了出来。他拍拍陈清河的脑袋，没再说什么。
九月初，拆阳台的人来了。先拆的是巷口王叔家。电钻和铁锤从早响到晚，尘土从巷口飘到巷尾。陈望生没去看。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把那些钟表零件一件件收进铁皮柜子。陈清河帮他搬。有些旧钟已经修好了，有些还是散的。陈望生说：“阳台拆了，这些东西没地方摆。你带回省城几件。”陈清河答应了。他选了几样小的，用报纸包好。那台上海牌座钟，陈望生用旧床单裹了一层又一层，放在陈清河箱子里。陈清河说：“爸，钟我带走，你以后想它了怎么办。”陈望生说：“想它了就给你写信。”陈清河笑了。
拆阳台那天，陈望生没下楼。他站在巷子里，仰头看着那面延伸出来的水泥板被工人用风镐一点一点打下来。陈清河站在他旁边。风镐的声音震耳欲聋。水泥块“哗啦”落在下面铺好的篷布上，扬起大片灰尘。苏丽珍在屋里收拾东西，老贾在楼下用木板把窗户钉上。铁锤敲在木板上的声音和风镐声混在一起，像一场极长的、没有雷声的雨。
陈望生始终没有走开。他站在那里，看工人们把钢管架起来，把阳台的顶棚掀掉。阳光直直地照进那间已经空了一小半的阳台。陈清河看见父亲的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声音。他的右手不自觉地捏成了拳，又松开。反复几次。陈清河知道，那阳台是父亲最后一块领地。现在，最后一小块也在被拆掉。
拆到一半，一个领头的工头过来，说楼顶有个旧水箱，问要不要一起拆。陈望生说：“那水箱没碍着你们。”工头说：“怕将来掉下来砸着人。”陈望生说：“那是我自己修的，掉不下来。”工头讪讪地走了。
到了下午，阳台被完全切掉了。那排红砖墙上多出来一道整齐的断口。陈清河觉得这栋楼像被削去了一只耳朵。父亲站在楼前，风吹得他灰棉布背心鼓起来。他转过身，慢慢往家走。经过陈清河身边时，他停下，说：“走，回去把你师公那台钟上点油。”
陈清河跟在后面。他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可父亲的步子比他想象中稳。两个男人一前一后走进楼里。楼梯间落满了灰。苏丽珍正用扫把扫，抬头看他们一眼，说：“一会儿吃面。”陈望生说：“好。”然后他进了屋，从床底下拖出那个旧铁皮柜子。陈清河把上海牌座钟搬到桌边。钟因为受了震动，已经停了。陈望生说：“正好。你看着，我教你洗轴眼。”"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8713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