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沈墨。
他觉得自己像吞了一块冰。那块冰卡在喉咙和胸腔之间，不上不下，白天黑夜地散着寒气。上课的时候，老师讲函数的单调性，他盯着黑板，眼前却一遍遍浮现那份协议书草稿，那个红手印，那盘贴着“望生”二字的磁带。它们像三颗钉子，钉进他十七岁的骨头里，拔不出来。
他更沉默，也更用功了。像要把所有想不明白的事都揉进那些公式和单词里，碾碎，吞掉。同桌王磊说他魔怔了，课间也不出去透气。陈清河笑笑，继续低头刷题。他需要一张能让他离开这里却又能随时回来的车票。那张票，只能靠分数来换。
四月初，天气回暖了几天，又突然杀了个回马枪。一夜之间，岚城的温度从十几度掉到零下，冻雨夹着雪粒往下砸。巷子里那些刚冒头的草芽，全被打蔫了。苏丽珍的摊子又在风雨里支了起来。她把自己裹成个粽子，站在蒸汽后面，笑容还是那样，来了人就招呼，手冻得裂了口子，就贴块橡皮膏继续干。
陈望生的病反反复复。好了几天，又犯了。夜里咳嗽得厉害，整宿整宿睡不着。苏丽珍怕他冷，把家里唯一一条电热毯铺在他床上。陈望生不要，说费电。苏丽珍就趁他睡着以后再开，一早又关掉。陈清河撞见过一次，母亲蹲在父亲床边，手伸进被子里试温度，像在摸一件怕碎的东西。
沈墨那边，他尽量少见。见面也只在人群里，交换一个眼神，不多说。沈万金看沈墨看得很紧，有几次陈清河看见沈墨放学回家，沈万金的车停在巷口，她低着头，像被押送一般上车。沈墨偶尔给他打一个电话，声音总是很短促，像怕被人听见。她说，她可能真的要转学了。
陈清河握着听筒，半天没说话。最后他说：“再等等。”
等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四月中的一个清晨，陈清河出门上学，看见巷口贴着一张公告。红纸黑字，盖着街办和拆迁办的章。大意是旧厂区及周边地块已列入城市改造计划，即日起启动入户摸底调查，限期签约。几个老人围在公告前，议论纷纷。有人说要发大财了，有人说要没地方去了。陈清河只扫了一眼，脚步没停。
他想起沈万金书桌上那张旧厂区图纸，那些用红笔圈起来的地方。那张网，终于从暗处浮到明处来了。
当天下午，陈望生又去了县医院复查。苏丽珍陪着。陈清河放学回来，家里没人。他放下书包，走到阳台上。阳台上比往常更乱。工具摊着，零件散着，像是父亲临走前正在修什么，突然被打断。陈清河看了一会儿，挽起袖子，把那些零件一样一样收拾进铁皮盒子里。他分不清哪些是哪个钟上的，只能按大小排列。
在收拾一个最旧的铁皮盒时，他发现盒子底部有个夹层。是一块和盒底一样大的薄铁片，卡得很紧。他撬了一下，铁片弹开，下面压着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红旗纸。他打开，是一张奖状，已经褪了色，边角有虫蛀的小孔。
上面写着：陈望生同志，在一九八七年度技术改造攻关中成绩突出，授予“先进生产者”称号。落款是岚城国营纺织厂。后面缀着一串公章的红印，已经化开了，像几朵陈旧的血花。
陈清河把奖状捧在手里，看了很久。一九八七年，父亲修理好了那台上海师傅都修不好的细纱机。那是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老贾说得对，那时候，厂里没有一个人不服他。那样的一个人，后来怎么会走到按手印签协议的地步？
他听见楼下的响动，把奖状原样折好，放回夹层，铁片压紧。刚站起来，门就响了。陈望生和苏丽珍回来了。两人脸色都不好。苏丽珍把药放在桌上，没说话。陈望生直接进了屋，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陈清河倒了杯热水端进去。父亲侧躺着，脸朝里，呼吸很重。陈清河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站了一会儿，没出声。他转身要出去时，陈望生忽然说：
“那些零件，你去看了。”
是陈述句。陈清河站住，转过身：“看了。在三号车间工具间，用油纸包着。”
“别跟别人说。”陈望生的声音很虚弱，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沈万金知道那批零件还在厂里。”陈清河说。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他手里还有一份你按了手印的协议。是不是？”
陈望生没有回答。他的肩膀几不可见地颤了一下，像被一根极细的针扎中了。过了好半天，他才说：“那个手印，是他趁我喝多了按的。”
陈清河愣住了。他想象不出那个画面。父亲喝酒，而且喝到被人按了手印都不知道。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
“那天是你师公的忌日。”陈望生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多喝了几杯。他让人把我架回去。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手指上全是红的。我知道出事了。”
陈清河攥紧了拳头。他想杀人。真的想。那种愤怒像一团火，从胃里往上蹿，烧得他眼前发红。可他又不能。他咬住嘴唇，站在那里，像被钉在了地上。
“所以那批零件，他随时可以拿走。”陈清河说。
“拿不走。”陈望生说。他翻过身来，仰面躺着，看着天花板。那是陈清河熟悉的、沉默的侧脸。但此刻，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透出一种近乎倔强的光，“三号车间现在被市里列了危房，一时半会儿拆不了。而且，那批零件，已经不在那儿了。”
陈清河心头一跳：“你转移了？”
陈望生没有回答，只是把眼睛闭上。他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像把全身的力气都耗尽了。陈清河没有追问。他站在那里，看着父亲那张消瘦的脸，忽然之间，觉得所有的谜底其实都不重要了。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他从来都知道。
“你休息。”他低声说，退了出去。
苏丽珍在厨房下面条。锅里的水沸着，她把挂面放进去，用筷子搅开。陈清河走过去，从碗柜里拿了三个碗。母亲抬头看他一眼，没问他和父亲说了什么。
“妈，”陈清河说，“明天开始，中午摊子别摆了，我去学校食堂吃。”
苏丽珍没抬头，只是“嗯”了一声。面条在锅里翻滚，像一些理不清的思绪。
那天夜里，陈清河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很小，被人背在背上。天在下雨，路很黑，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他想叫，但叫不出声。父亲背着他的手很稳，稳得像一座山。后来父亲转了个弯，走进一条他从未见过的巷子。巷子尽头有一盏灯，亮得刺眼。父亲说：快到了。他刚想抬头看，闹钟就响了。
他醒来，枕头湿了一片。
窗外的天还是灰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股潮湿的、泥土返浆的气息。春天来了，但天还很冷。他穿好衣服，把枕头翻过来，压了压。然后他拉开帘子，看见父亲的床已经空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只是那个一直放在枕边的小铁盒不见了。
他走到阳台上，看见陈望生裹着棉袄，蹲在那一堆零件中间，正用一把细毛刷，一点一点地刷着那个最大的铜齿轮。清晨的光从东边打过来，把父亲的影子投在墙上，比本人更黑，更清晰。
“起来了。”陈望生没回头。
“嗯。”陈清河在他旁边蹲下。两人并排，像两个检修时光的人。
“那个座钟，”陈望生用毛刷指了指旁边那台，“我昨晚装上试了。走了一夜，没停。”
陈清河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台上海牌座钟静静地立在铁皮柜子上，钟摆在玻璃后轻轻摇晃，一下，又一下。秒针走得很轻，几乎听不见声音。但陈清河觉得，那“嘀嗒”声一下一下，全敲在自己的太阳穴上。
“它准吗？”他问。
陈望生没有回答。他只是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淡得像雪化之后墙上的一点水痕，一眨眼就不见了。
陈清河没有追问。那一刻，他忽然觉得，准不准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又走起来了。"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8713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