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不大，稀稀拉拉地飘了一天，落到地上就化成水。只有屋顶和墙角的背阴处攒了薄薄一层白，像撒了一层细盐。陈清河早晨出门时，巷子里的石板路湿漉漉的，踩上去“啪嗒”响。空气里有一股冷冽的铁锈味，混着从各家各户飘出来的蜂窝煤烟。
苏丽珍的摊子还在老地方。下雪天生意反而好了，热腾腾的猪血汤冒出来的白气，隔着半条巷子都能看见。她戴了一双露手指的绒线手套，手掌部分磨出了毛球。陈清河经过时，她正掀开锅盖，用大铁勺搅动汤底。锅里的猪血和豆腐上下翻腾，汤色浓白，香味冲出来，勾得人走不动道。
“把围巾戴上！”苏丽珍从蒸汽里抬起头，朝他的方向喊了一句。
陈清河低头一看，围巾还挂在脖子上没系。他随手在胸前绕了两圈，朝母亲挥了挥手。苏丽珍已经低下头去招呼客人了，没看见。
学校里，期末考试的气息像湿冷的空气一样无孔不入。黑板上的倒计时从“217”变成了“196”，粉笔字被谁擦掉重写过，数字瘦了一圈。课堂上所有人都在埋头做题，笔尖刮在纸上，一片“沙沙”声，像蚕吃桑叶。陈清河把自己埋进题海里，一页一页地翻，一道一道地算。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觉得脑子里那些乱糟糟的事情可以被暂时压下去。
沈墨也越来越少来找他了。偶尔在走廊上碰见，两人只是交换一个眼神，或者问一句“复习得怎么样”。沈墨瘦了，下巴比之前更尖，眼窝陷下去一点，显得眼睛格外大。她的成绩在文科班里一直拔尖，但最近几次模拟考试的排名都有下滑。陈清河听她们班的同学说，沈墨上课经常走神，政治老师点她回答问题时，她站起来半天不知道在问什么。
一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陈清河留下来做最后一套数学模拟卷。出校门的时候天已经全黑，雪又下起来了，这次下得更大，真正的鹅毛雪，密密匝匝地从天上往下倒。他把书包抱在怀里，缩着脖子往家跑。地上的雪积起来了，踩上去“嘎吱嘎吱”的，把他的脚印留在身后，很快又被新雪盖住。
快到巷口时，他看见苏丽珍的摊子还支着。灯光从煤气灯罩里透出来，昏黄黄的，把那一小方天地照得温暖而实在。但摊前没有人。苏丽珍正弯着腰，在收拾碗筷和锅灶。风雪把她的围裙下摆吹得翻起来，像一面拼命挣扎的旗。
陈清河跑过去：“妈，还没收？”
苏丽珍抬头看他，鼻尖冻得通红，眉毛上挂着细小的雪粒：“就收。你怎么这么晚？饿了吧？锅里有热的，你先喝碗汤。”
“我帮你。”
他放下书包，去搬那张折叠桌。桌面上的雪已经积了薄薄一层，手一碰，冰凉刺骨。他把桌子折起来，靠在推车侧面。苏丽珍蹲在地上，把煤气罐的阀门拧紧，用一块旧麻布包住管子。她的手指冻得不听使唤，系了好几遍才把绳子绑好。
就在这时，他听见了那个声音。
沈万金的车。黑色桑塔纳从马路那头拐进巷口，车灯打出两道雪白的光柱，把漫天飞舞的雪花照得像一群扑火的飞蛾。车速不快，但在积雪的路面上发出“嘎”的一声闷响，稳稳地停在了沈家楼前。
车门开了。沈万金从驾驶座下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款呢大衣，领子竖着，手里攥着大哥大。紧接着副驾驶的门也开了，一个陈清河不认识的男人钻出来，四十来岁，圆脸，戴一顶鸭舌帽，弓着背，跟沈万金一前一后往楼里走。
苏丽珍也看见了。她直起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脸上的表情像被风雪冻住了，看不出什么。但她没有再看第二眼，继续低头捆她的绳子。
陈清河帮母亲把推车推进巷子里。车轮碾过积雪，发出“吱呀吱呀”的轻响。经过沈家楼下时，他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二楼沈万金书房的灯亮着，人影晃动，像是在谈什么重要的事。
“别看了。”苏丽珍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平静得像在说今天的菜价，“走，回家。”
回到家，陈望生正在厨房里烧水。煤炉子上的铝壶嘴“呜呜”地冒着白气，把厨房熏得暖烘烘的。他看见苏丽珍进来，递过去一条干毛巾。苏丽珍接了，擦头发上的雪。两个人没说话，但动作很默契，像一对配合了几十年的老搭档。
“锅里温着饭。”陈望生对陈清河说。
陈清河去盛了一碗。是菜饭，苏丽珍把中午剩下的白菜和腊肉切丁，和米一起焖的。米饭油亮，腊肉的咸香渗透到每一粒米里。他就着自家腌的萝卜干吃，一口接一口，吃得很快。苏丽珍坐在对面，端着一杯热水，用杯壁暖手。
“今天沈家来了个人。”苏丽珍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跟陈望生说，“戴个鸭舌帽，看着像跑工的。我瞅着面熟，想不起来。”
陈望生在阳台上“嗯”了一声，手里的锉刀没停。
“前阵子听王叔说，沈万金最近在跑贷款，要把旧厂区整个盘下来。”苏丽珍喝了口水，“那块地，他们说要建什么……商贸城。”
陈清河扒饭的动作慢了下来。旧厂区那块地到底有多大，他知道。那是他父亲干了一辈子的地方。那里曾经有车间、食堂、宿舍、篮球场，还有托儿所和医务室。一整个小社会，几千人吃饭、睡觉、吵架、生老病死都在那里。现在沈万金要把它变成商贸城。
“他盘他的，跟咱没关系。”陈望生说。锉刀摩擦金属的声音均匀地响着，像钟摆。
“怎么没关系？他是把整个厂区的地都圈进去了，以后这一片热闹起来，咱们这房子怕是也保不住。”苏丽珍说得不紧不慢，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
陈望生没有接话。锉刀停了一下，又继续。
陈清河吃完饭，把碗洗了。经过阳台时，他看见父亲正用一块细砂纸打磨一个黄铜齿轮的齿尖。那齿轮不大，也就铜钱大小，在灯下泛着温润的、旧旧的光。旁边铁皮柜子上摊着一张图纸，已经泛黄了，边角卷曲，上面用铅笔画着复杂的机械结构。
“爸，这是干什么的？”他问。
“那个座钟上拆下来的。齿磨秃了，重新锉一锉。”陈望生没抬头，“装上以后看看能不能走准。”
陈清河蹲下来看。那齿轮细密的齿槽在父亲粗壮的手指间显得格外精巧。他想起老贾说过，父亲是厂里最好的机修工，闭着眼都能摸出哪台机器的毛病。这样一双手，本该在车间里摆弄那些进口设备。现在却在阳台上，用砂纸打磨一个三十多年老座钟的齿轮。
“爸。”他叫了一声。
“嗯。”
“如果我考上大学，你想让我学什么？”
陈望生的手停住了。他抬头看了陈清河一眼，那眼神在灯光下显得很深，像在认真思考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过了好一会儿，他重新低下头，继续打磨。
“学点有用的。别学我。”
“你以前也想干别的？”陈清河追问。
陈望生不说话了。砂纸摩擦齿轮的声音又响起来，那种细腻的、有节奏的“沙沙”声，像时间本身在打磨着什么。陈清河蹲着没动，等他回答。等了很久，陈望生才开口，声音被砂纸的声音盖去一半。
“我以前想开个修表铺子。就修那种老式的机械表，带齿轮的。”他顿了顿，“你爷爷说，那是伺候人下九流的行当，不让我干。后来进了厂，当机修工，也算半个同行。”
陈清河看着父亲手里那枚小小的齿轮，忽然之间好像看见了十几年前那个十七岁的少年。他一定也和现在一样，不爱说话，闷着头，心里装着一个不被人看好的念头。那个念头被压了三十年，变成了阳台上这些没人要的旧钟表。
“等你上大学，学机械吧。”陈望生又说。这话来得突然，像酝酿了很久，“我这点东西，别断了。”
陈清河点了一下头。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说不出来。
第二天是星期天。雪停了，太阳出来了一点，把房顶上的雪照得发亮。上午，陈清河去巷口的小卖部给沈墨家打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是沈墨的母亲，声音尖尖细细的。陈清河报了自己的名字，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传来沈墨的声音。
“你在家吗？”陈清河问。
“在。”沈墨的声音有些哑。
“出来走走？”
沈墨沉默了几秒，说：“好。”
两人约在巷子后面的河边见面。那条河叫澄河，穿城而过。夏天的时候，人们在这里洗衣裳、钓鱼。现在河面结了薄薄一层冰，雪花落在上面，像撒了一河细盐。河边的柳树光秃秃的，枝条被雪压弯了，偶尔风一吹，就簌簌地抖下一片白。
沈墨来得比陈清河早。她站在河堤上，戴着白色围巾和红色毛线手套，远远看去，像雪地里戳着的一小簇颜色。陈清河走过去，和她并排站着。
“我爸昨天带了个人回来。”沈墨没看他，望着河面说，“是以前厂里的一个技术员，姓冯。后来被厂里开除了，去了南方。我爸把他找回来，说是有笔旧账要算。”
“旧账？”
“不知道。”沈墨呼出一口白气，“他们关在书房里谈了一个多钟头。那人走的时候，我看见我爸塞了一个信封给他。”
陈清河心里动了一下。又是信封。
“我在厨房烧水，他们说话声音不大，但我听见了几句。”沈墨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什么‘老陈当年怎么跑的’、‘那批零件到底在哪儿’。”
陈清河猛地转过头看她。沈墨也看向他，眼睛在雪光里亮得吓人。
“清河，你爸以前是不是从厂里拿走过什么东西？”沈墨问。她的语气不是质问，而是一种真切的、带着担忧的困惑。
陈清河摇了摇头。他不知道。父亲的过去现在对他而言像一片结了冰的河面，能看到一点模糊的影子，却看不清水底的东西。但他知道，沈万金在找的“那批零件”，和老贾让他传话的“三号车间那批老零件”，一定是同一件事。
“你爸到底想干什么？”他问。
“我不知道。”沈墨把头低下去，用鞋尖踢着堤上的雪，“他最近经常半夜起来打电话，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有次我在他书房找东西，看见桌上放着一张旧厂区的图纸，有些地方用红笔圈了。”她抬起头，眼睛里有种近乎哀求的神色，“清河，我越来越不认识我爸了。”
陈清河伸出手，犹豫了一下，握住了沈墨戴着手套的手。那只手冰凉冰凉的，像攥着一把雪。沈墨没有抽回去，而是把脸埋进围巾里，只露出一双湿漉漉的眼睛。
河面上升起一层薄薄的雾。对岸的居民楼在雾里若隐若现，像一排沉默的、苍老的巨人。
“不管怎么样，”陈清河说，“我们得先弄清楚那批东西到底是什么。”
沈墨点头。雪又稀稀拉拉地落下来，落在他们紧握的手上，很快化成了水。"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87138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