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车跑不了高速全程——发动机在湖南境内就开始咳嗽，过湖北的时候水温表飙红，在服务区趴窝了俩小时，赵小满蹲在车头前捣鼓水箱，三叔在旁边递扳手。我站在旁边看着，帮不上忙。修车不是我的技能树，守墓和算账才是。
陈一蹲在花坛边上，抱着算盘。他不晕车——或者说他晕得太厉害已经过了那个劲了，脸色发青，但没吐。
"你那算盘，还跳吗？"我蹲到他旁边问。
他摇了摇头。"到湖南就不跳了。现在凉的。"
凉的。从福建出来的时候是热的，过了湖南变凉了。跟我的算盘一个温度了。
"它跳的时候热，不跳的时候凉？"
"不是。"他低头看算盘，"跳的时候手心热。不跳的时候——算盘自己凉，但手心还是热的。"
手心热，算盘凉。等于他的体温跟算盘的温度在脱钩。陈家三把守账算盘都是凉的，算盘凉人跟着凉。老五的"取"算盘是热的，算盘热人也热。陈一这把——算盘凉人热，介于两者之间。
不好说是什么路数。
车修好了。赵小满抹了把脸上的机油，白大褂彻底报废了，她从包里翻了件T恤出来换上。三叔回避了，陈一没回避——他看了一眼就低头继续摸算盘，大概对活人比对鬼有兴趣。
继续上路。换了三叔开一段，他开车比赵小满稳，但慢，时速五十。赵小满在副驾驶睡着了，三叔也不说话，就闷头开。陈一在后座靠着窗户，算盘搁在膝盖上，时不时低头看一眼，确认它没跳。
第三天凌晨，进了甘肃。
地貌变了。山少了，地平了，黄土的颜色从窗外铺进来，干得发白。导航显示离目的地——一个叫"土门"的镇子——还有六十公里。
周琳查到的地址就这些。陈满堂，二十年前从鸦背岭出来，辗转几个地方，最后落在土门镇。周琳说她查到了一个电话号码，打过去没人接。她又查了镇上的户籍，陈满堂的户口还在，没迁走。
人还在。但电话不接。
"到了镇上先找派出所。"赵小满揉着脖子说。她刚醒，声音哑的。
"找派出所干什么？"
"查人啊。你不是说铜牌背面刻着他名字？他跟这笔账有关系。万一他不想被找到呢？万一他跑了呢？你直接上门，人家不开门你怎么办？"
她说得有道理。土门镇不比涂岭，涂岭那边三叔等了十年等着有人来。老四呢？二十年前断联，铜牌上刻着名字——他是被动卷进来的还是主动布局的？不清楚。贸然上门风险大。
车进土门镇的时候天还没亮。镇子比涂岭还小，一条街，两排平房，一个杂货铺，一个卫生室。没有加油站，没有旅馆。镇口有个派出所——准确说是治安点，一间房，门口挂个牌子。
我把车停在治安点门口。天边刚泛白，街上没人。
"等天亮再进去。"三叔说，"这地方生人来了，大半夜敲门，人家以为你是来讨债的。"
"讨债的？"
"甘肃这边民间借贷多，上门催债的不少。你半夜敲人门，人家要么不开，要么放狗。"
这话从一个守墓的嘴里说出来有点违和，但三叔在这边住了二十年，比我懂。
我们在车里等到天亮。
赵小满最先下车，去杂货铺买了四瓶水和几个饼。饼硬得能砸核桃，她咬了一口差点崩牙，骂了一句。三叔接过去掰成两半泡水里吃，陈一照做。
"你们平时就吃这个？"赵小满看三叔。
"差不多。甘肃的馍就这样，硬是硬，但顶饿。"
天亮了。治安点的门开了，出来个穿警服的中年人，打着哈欠去门口倒洗脸水。赵小满迎上去，亮了她的护士证——不是警察证，但在这地方护士证好使，卫生系统的人警官认。
"大哥，我打听个人。土门镇上有个姓陈的，叫陈满堂，六十来岁，住哪？"
警官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车边上站着的我们仨。
"陈满堂？"他想了想，"红土坡那边的。你们是他什么人？"
"亲戚。从外地来，联系不上他。电话打不通。"
"电话？"警官摇头，"他电话早停了。那人——你们多久没联系了？"
"挺久了。"
警官的表情有点微妙，像在斟酌该不该说。最后他还是开了口："陈满堂人还在。但身体不太好。去年摔了一跤，腿不行了，基本不出门。他闺女在镇上卫生室上班，照顾他。"
他闺女在卫生室上班。跟我这个守墓人配了个护士一样，老四那边也配了个医疗口的。
"红土坡怎么走？"
"出了镇子往南，走三公里土路，看到一片红土坡就是。他家在坡底下，独门独户。"
谢了警官，我们上车往南走。三公里土路，面包车颠得跟筛糠似的。陈一的算盘在膝盖上滑来滑去，他用六指的手按住，另外五根指头抓着座椅。
颠了十分钟，看到红土坡了。
甘肃的红土跟南方不一样，干燥、发粉，像被人用颜料泼过。坡底下有一栋平房，土坯墙，铁皮顶，门口长着几丛骆驼草。院子用木栅栏围了一圈，栅栏歪歪扭扭的，风一吹就晃。
院门没关。
我下了车，站在院门口喊了一声："陈满堂？"
没人应。
又喊了一声。屋里传来动静——不是脚步声，是拐杖杵地的声音。咚、咚、咚，很慢，从屋子里一路杵到门口。
门帘掀开，出来个人。
比三叔还瘦。瘦到脱相，颧骨突出来两块，眼窝凹下去两个洞。但他眼睛亮——跟三叔一样亮，陈家人的眼睛都亮。一条腿明显使不上力，整个右半边身子靠拐杖撑着。
他看见我，没愣。看见三叔，愣了。
"老三？"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木头，"你怎么来了？"
"老四。"三叔从车后面走过来，站在院门口，没进。两个人隔着三米远对视，谁都没动。
二十年没见的亲兄弟。一个在福建拨算盘，一个在甘肃摔断了腿。隔了两千多公里，现在站在一个院子里，谁都不迈第一步。
最后是老四先动的。他拄着拐杖往旁边一让，侧身让开路。
"进来吧。"
院子里比外面看着还荒。地上有烧过的纸灰，一堆一堆的，不像烧纸钱——纸钱烧完是灰白的，这个是黑的，烧的是别的东西。我蹲下看了一眼，是木屑。烧过的木屑，带着一股焦味。
三叔看见了，脸色一变。
"你在烧什么？"
老四没回答。他拄着拐杖往屋里走，走了两步回头看了我一眼——不是看三叔，是看我。看我兜里鼓起来的算盘。
"你是满仓的娃？"
"是。"
"算盘带来了？"
"带来了。两把。"
他点了下头，没再说什么，进屋了。
我跟进去。屋里比院子还乱。一张土炕占了大半间屋子，炕上铺着被褥，墙角堆着杂物。但炕头有一块地方是干净的——干净到跟整间屋子格格不入。那块地方搁着一把算盘。
不是陈家的算盘。是老四自己做的。
框是杨木的，最普通的杨木，白茬没上漆。珠子是泥的——烧过的泥珠，陶土那种，土黄色，粗糙，上面有指纹。做算盘的人手艺不行，珠子大小不均，有几个还是歪的。
但它在动。
泥珠在杨木框上自己转，一颗一颗，缓慢地，像在搅一锅稠粥。
"老四，你这算盘——"三叔跟进来，看见炕头上那把，声音卡住了。
"别碰。"老四坐在炕沿上，拐杖靠着墙，"它算的东西，你们碰不了。"
"它算什么？"
老四抬头看我。那双凹陷的眼睛里，陈家人的亮跟疲惫搅在一块儿。
"算命。"
"算谁的命？"
"所有人的。"他指了指院子里那些烧过的木屑堆，"我烧了三年了。把我这把算盘算出来的东西全烧了。烧了也没用——它还在算。每天算，每天烧，每天又算出来新的。"
我站在炕前，看着那把泥珠杨木算盘。珠子还在转，不快不慢，像一颗心脏在跳。
"老四，你算到了什么？"
他没直接回答。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那条摔断了的、使不上力的腿。
"我没摔的。"他说，"是它算的。算出来我这条腿要断。我没信。然后断了。"
"算盘算出来你会断腿？"
"不止。"他抬头，看着门外——门外站着陈一，怀里抱着他自己的黑珠算盘。老四看见陈一的一瞬间，整个人僵了。
"这孩子是谁的？"他的声音突然变了，带着一种我说不上来的情绪。
"我的。"三叔说。
老四盯着陈一看了很久。然后他低头看了看炕头上那把还在转的泥珠算盘，脸上的血色一点点退干净了。
"他不该来。"老四的声音抖了，"算盘说了——来的人里有一个，回不去。""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8382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