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知了扯破嗓子叫，吵得人心慌。杏儿变了个人，三魂六魄被叶朗勾走，出门前对着镜子描画半天，深夜回来带着散不去的烟臭，肚子一天比一天鼓。我劝她别再熬夜，她看都不看我一眼。
叶朗和我同岁，四年级从版纳转来我们班。那时他瘦小单薄，天天跟在我身后，我没少分他酸梅粉吃。后来他蹿得又高又壮，我依旧矮墩墩的，女人的眼光向来往高处瞟。程琳从沿海回来，脖子上挂个手机，衣裤穿得露胸露腿，说话带卷舌音，一门心思拴住叶朗。叶朗身边女人不少，个个缠得紧。程琳使手段，叫双胞胎兄弟收拾那些女人。双胞胎兄弟小时候都瘦小，长得一模一样，连爹妈都分不清谁是程龙谁是程虎，街坊邻居干脆统称他们“瘦猴兄弟”。现在的兄弟俩脾气犟、体型肥，模样还是一样，被街坊邻居统称“牛猪兄弟”。可能是因为那年农忙，老程煮好午饭伸着头朝楼梯口喊：“龙啊，别睡了，去田里叫你妈你姐回家吃饭。”谁知程龙一去半天不回。老程又喊：“虎啊，起床了，去田里叫你妈你姐回家吃饭。”结果兄弟俩都没回来，全村人满山遍野地找，最后是警车从五十里外把人送回。老程一问才知，兄弟俩掉进新修的水沟爬不上来，就顺着沟底一路走，见人也不会喊人家拉一把。老程气得脸红脖子粗，大骂：“牛，两头犟牛，怎么没让水利局开闸放水淹死。”
前天夜里的事，我的耳朵到现在还一阵阵鸣响。院门被撞得震天响，程琳的骂声尖厉：“熊猫佬，你个矮冬瓜、缩头乌龟，给老娘滚出来。”我正在洗脚，趿拉着鞋跑出堂屋。她指尖戳到我额头上：“管好你的烂女人，都在说她的肚子是被别人搞大的……”越骂越难听。杏儿冲出来和她扭打。牛猪兄弟立马动手，一个揪头发、一个扇耳光，啪啪啪，杏儿咬紧牙关，嘴角淌血。我不敢说一句话，连影子都不敢动。叶朗赶来，两把推开牛猪兄弟，护住杏儿。
今天早上妇女主任又找上门，前两次人家客客气气：“天高，上面政策硬，你别为难姐，抽空带杏儿把证领了。”这一次她拉下脸：“熊猫佬，不管孩子是姓张的还是姓叶的，只要在你家落的地，你就得交罚款，罚到你卖房卖地。你敢犟，抓去蹲号子！"这么一逼，反倒逼出结果，杏儿在房里就开口，声音很大：“现在去领。”结婚证拿到手，两本，红得刺眼。我想笑一笑，脸上的肉却僵住。
农忙，我每天从早忙到晚，花了五天把谷子收回家。谷子潮乎乎的，不晒就会发芽，晒谷子的地点和日头一样金贵，天不亮我就占好场地铺开谷子，等于铺开过冬的口粮。日头悬在头顶，喉咙快要冒烟。杏儿总算来了，提着篮子。我掀开一看，几块焦黑的锅巴。“水呢？”我问。“叶朗约了牌局。”她转身就走。锅巴像阳刚石，一块下肚，刮得满嘴水泡。两块、三块，全是血腥味，跑回家喝水，壶是空的，拎水桶到井台打水。灌下几口，喉咙被刀割。急着去守谷，没盼到谷粒干响，只听见扑棱声，心里咯噔一下。拐过墙角，黑压压一片，挥着水桶冲过去，麻雀、斑鸠、鸽子轰地飞落墙头、屋顶、电线，歪着头叽叽咕咕。
几个妇人路过，她们的对话往我耳朵里钻：
“缩头乌龟，连谷子都看不住。”
“我看见杏儿扭着屁股进了茶铺。”
“肚子那么大！”
"娃是谁的？"
"叶朗。"
……
听见“叶朗”这两个字，耳朵突然聋了，抄起扁担往茶铺冲。
“咚！”扁担杵在地上。
叶朗斜靠在太师椅上，转头轻笑：“哟，老同学，杏儿刚走，你们没碰上？”
“碰你祖宗！”
扁担劈过去，他侧身躲开，椅背断裂，木屑飞溅。牛猪兄弟扑过来夺过扁担，把我按在地上：“活腻了！”皮鞋、拖鞋朝我腰上、背上和头上踹。我双手抱头缩成团，直到浑身麻木，不知疼痛。
“看在杏儿的份上，没打死你丢去喂野狼。”叶朗淡淡一句。
牛猪兄弟，一个揪头发，一个拎左脚，把我扔进门前臭水沟。污水辣得睁不开眼，扁担丢来砸到右腿，我只能东爬西爬。哄笑四起：“快来看，大熊猫在泥里打滚。”最后是马奎扶起我，我拄着扁担挪向派出所。
三天后，民警登门。男民警公事公办：“调查清楚了，双方都有责任，先动手的不对。”
女民警把钱放在地铺上：“五百块，叶朗赔的医药费。”
男民警补了一句：“冤家宜解不宜结。”
民警走了几分钟，杏儿从侧房出来，径直出了门。那几张钱，我一眼都不想看见，便压在杏儿枕头底下。
因为这件事，街坊邻居都叫叶朗“老野狼”。小孩哭闹不听话，大人只消一句：“老野狼来了！”小孩立刻乖巧，不敢哭不敢闹。
伤好得差不多，我便躲在叶朗家后窗下观察茶铺里的情况——
程琳一天比一天闹得凶，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和叶朗对着干。她给所有人都倒了茶水，偏偏不给杏儿倒。叶朗看见了就说：“来者都是客。”程琳把水壶往地上重重一放，坐到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玩手机。牛猪兄弟见状，坐到程琳身旁，一边一个，恶狠狠地瞪叶朗。叶朗只好拎水壶给杏儿倒了茶。程琳气冲冲地过去，端起茶水泼到门外，说：“沁牛屎拱拱喂鸡喂鸭喂鹅！”叶朗想说什么，又咽了下去。等程琳不注意，叶朗劝杏儿：“身子重了，生了再来玩，不差这几天。”杏儿白了叶朗一眼，把麻将牌碰得山响：“不散场不回家。”这天下午，叶朗出去了一会儿，回来看见杏儿和程琳打成一团，旁人拉都拉不开，麻将牌乱飞。幸亏牛猪兄弟不在场，听说去县里考摩托驾照。叶朗硬挤进两人中间，牛仔外套被扯出几道大口子，才把两人勉强分开。程琳长发凌乱，攥住叶朗领口：“吃里扒外的东西！”杏儿要扑上去，被王强和小阿汤拽住胳膊。肖大姐在一旁直跺脚：“肚子！当心肚子！”程琳扯开叶朗，叶朗踉跄着伸手挡她，她乱抓乱打，叶朗掴她一耳光。程琳捂住半边脸，嘴角渗血。这时牛猪兄弟回来看见，一同冲向叶朗，一个掐脖子，一个揪头发，要下狠手。
“牛筋！猪脑！”程琳尖声骂。
牛猪兄弟愣住，叶朗掰开他们的手。
程琳指着杏儿骂：“破衣裳、破鞋……”
杏儿挣扎着用脚踹，一只鞋飞到叶朗脚边。叶朗捡起鞋，吼：“闹个球，老子是她哥！”杏儿平静下来，泪珠大滴大滴地滚出来。
“情哥哥！”程琳阴阳怪气，“情妹妹！”
“哥！”叶朗把鞋砸在地上，“阿哥！”
“钱！”程琳伸出手，“赔老娘钱！”
“什么钱？”叶朗问。
“营业执照，你以为张张嘴就从天上掉下来！”
“多……多少？”
“五六千。”
叶朗把身上和家里的钱凑一块，皱皱巴巴一沓，全递了过去。程琳数都不数，甩给牛猪兄弟，冲出大门。
几天后，叶朗扛着袋大米从粮油店出来，被牛猪兄弟骑着辆新摩托迎面逼到墙根角跌倒，米袋摔破，白花花的大米撒一地。
“老野狼，狗日的！”牛猪兄弟远去的骂声比排气管的咆哮还带劲，“我姐的事没完！”
老程正巧路过，跑过去扶起叶朗，蹲下身把散落的米往一堆儿拢。混了黄土的米堆儿，越看越像叶朗阿妈那座空坟。叶朗拍打身上的灰，嘴里骂骂咧咧。老程也跟着骂，骂到一半忽然噎住，盯着米堆发了会儿愣——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当年那两头走丢的犊子。半晌，他从兜里摸出个塑料袋，把沾土的米捧进去，叹了口气：“糟蹋了，都是粮食。”
一连数日，杏儿吃完饭就进侧房反锁门，电视机音量开到最大。有人敲院门，我去开，是王强和小阿汤，身后跟着肖大姐，一手拎一袋水果。进到堂屋，肖大姐朝我晃着袋子说：“叶朗买的，放哪？”我没接，小阿汤用手肘碰我，我仍没接。肖大姐把袋子放在我脚边，问：“杏儿呢？”我走过去敲了敲房门，喊了声“杏儿”，她才关了电视出来，招呼王强和小阿汤坐下，然后拉着肖大姐进房说话。
小阿汤咕哝道：“算了，整得大家都不好过。”
“程琳又去沿海了。”王强一开口就停不下来，“走之前，她托她那些哥哥的关系把牛猪兄弟塞进了城管队，嚣张得很……”
第二天一早我去买菜，老远看见牛猪兄弟巡逻，一个腰别短棒，一个肩扛长棍。他们的帽子都歪戴、油肚撑破制服、裤子短得露出小腿、高帮鞋黑亮黑亮的，依旧分不清哪个是程龙哪个是程虎。
我蹲到菜摊前挑番茄，卖番茄的老妇朝牛猪兄弟努努嘴，压低声音：“文盲当道！这俩货和我儿子是同学，说出来笑掉大牙。那年中考，出了两个程龙。老师来家里问情况。程虎说：‘我哥成绩比我好，反正大家分不清我们，我就在卷纸上写了程龙。’老师气笑了：‘好个屁，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老程一听，抄起猪食棒追着哥俩满大街打，嘴里臭骂：‘猪，两头笨猪，丢人现眼。’牛猪兄弟就这么来的。”见牛猪兄弟朝这边走来，她夺过我手中的番茄袋子过着秤，声音压得更低：“快走快走，被听见可不得了。”
下午的日头毒辣，我正在给杏树搭遮阳网，牛猪兄弟带人闯进院子，高帮鞋踩得夯土咚咚响，扬起细灰。
腰别短棒的那个下巴一扬：“熊猫佬，你家旱厕违规，限你今天拆掉。”
我跑进屋拿来仅有的半包红梅烟，给他们每人递上一支，又掏出打火机替他们点上。轮到肩扛长棍的，他吸一口，烟圈吐在我脸上：“就一支？”
我把烟盒递给他：“龙……龙兄弟……镇上统一盖的……有手续。”话音刚落，短棒带着风砸来，我抬起手臂挡。
“梆！”一声，像干柴断裂，先麻后疼。
“你这头白野猪！”短棒顶着我的脑门，“给老子看清楚，拿裁决之杖的是你龙爷！”
长棍嗖地捅过来，我闷哼一声，捂住肋骨蹲下，直冒冷汗。
“你这只钉耙猫！”长棍搭在我肩上，“给你爹记住，使无极棍的是你虎爷。”
他们哄笑，走了。我闷着头拆，石棉瓦薄得割手，耐火砖红得烫心。日头落，月亮升，半夜起露水了，最后一块砖头不烫了，也不沉了，我却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抬头望天，许多星星眨巴着眼睛。直到那颗流星像粒种子落进我心窝，我才缓缓站了起来，听见骨头轻响。
跟踪了两个多月，摸清那对畜生一到周五，便换下制服直奔县城——摩托车油门轰到底，排气管喷着火，把河埂刨出深痕。他们泡在网吧吃喝拉撒，玩一款叫“热血传奇”的游戏，直到周一凌晨两三点才返回。我拉着钢卷尺量摩托高度时被网吧老板看见，等他们冲出来查看，我早蹬着二八大杠溜了。
清晨，我背上洗得发白的牛仔包，转两趟中巴车到市区建材城，挑一家灰尘弥漫的五金店。
老板戴口罩、墨镜，肩上搭条毛巾。
“十米钢绳……”我一样样报出来。
他备完货，问：“搞工程？”我点点头。
“老板发大财，以后多多光顾，”他边说边按计算器，“总共九十块。”
崭新的百元钞被我捏湿，递过去。老板说：“手力不小！”他找补的十元，陈旧、干燥。
这一来回，百公里有余，到家天已擦黑。背包塞进家堂柜，用破棉絮盖严实。
有人敲门。我拎着洋镐去开。是包二，胸前挂麻袋，咯吱窝杵双拐。他斜眼，问：“你到底想干什么天大的事？”我心头一惊，将他连人带拐推倒，几个饮料瓶窜出麻袋。他骂：“缩头乌龟，窗子底下的，头顶尿盆的。”我攥紧洋镐柄，手指咯咯响。他伸过头：“来来来，照准了挖。你送老子见阎王。老子送你见王培中，他在牢里没熟人。”
第二天一早，我扛上洋镐直奔梁王村村尾，爬上断崖。蓖麻树成林，滇池水斑斑点点，周围都是大山。风吹过来，呜呜呜，像人哭嚎，又像野兽嘶吼。据说，以前有个滇王兵败后，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朝崖下望了几分钟，来到崖底挖坑。洋镐发出的响声，被滇池的浪声覆盖。那坑，大小、深浅，跟埋大黄的差不多。
中午，我从废品站买一麻袋饮料瓶，一鼓作气背上断崖。
传梅超市门口。左边，梁闯在弹玻璃珠，趴着跪着，自言自语。右边，马奎在编鸟笼，竹条吱吱响。我进超市买包烟出来，蹲到梁闯身旁，低声说：“小闯，帮我办件事，给你买泡泡糖。”
他指指超市，说：“我家有。”
“买汽水？”
“我家有。”
“买饼干？”
“我家有。”
……
他开始不耐烦：“除非……买个布娃娃。”
“好！”
他抓起玻璃珠，眼睛亮了：“女的、黑头发、大眼睛、像妈妈那样。”
“好！”
布娃娃买了，六十块。我叮嘱梁闯怎么做。他听烦了，只说一句：“针尖大点事。”那口吻，完全是外婆王传梅的。
我先不先就蹲到包二家后窗子下，竖起耳朵听。
梁闯跑说：“断崖上有一麻袋饮料瓶，快去捡。”
“你怎么知道？”包二问。
“玩去看见的。”
“那是钱啊！你不捡了卖？”
“太重，小孩子背不动。”
包二咂咂嘴，没再说话。
一连两个白天，我躲在蓖麻林里盯着崖边——有些饮料瓶的瓶口从麻袋里戳出来，像不规整的眼睛，也盯着我。
第三天一大早，麻袋不见了，地上写着一行字——及时雨啊！老夫正差去昆明的路费。被我几脚踏了个稀巴烂。
接下来是掰着指头数日子。第十八天，落日染红了院子。上好闹钟，和衣躺下。一只苍蝇撞上梁间的蛛网，在铁壳钟的嗒嗒声里嗡嗡挣扎，与夜色一同沉寂下去。闹铃响，爬起身拉亮灯，校对怀表。站到镜子前，镜中人看了我十分钟，我也看了他十分钟，我们眼里都布满血丝。大头皮鞋是爹留下的，我往鞋里塞稻草，试穿了三次，鞋内再无半分余地。拽出背包，塞进平日穿的布鞋，拉紧拉链。借着皎洁的月光抵达踩好的点，放下背包，摸出手套戴上。撬棍别在腰后，贴着皮肉，冰凉冰凉的。钢绳的一头绕着树干缠五圈，打三个结，用撬棍绞紧；另一头用同样方法固定，只是这棵对望的柳树歪着脖子，不想看见钢绳横在埂上。压了压钢绳，有点松，再绞，柳树吱吱响。用撬棍戳破黄油袋，黄油像猪板油，边挤边抹至钢绳泛着幽光。猫腰躲到远处，把黄油袋和撬棍丢进河里。树叶沙沙响，盖过流水声。掏出怀表，屏住呼吸，盯着夜光指针一格一格地爬——两点二十，两点二十一……
两点三十，一道白光照亮河埂，引擎声袭来，灰尘飞舞，杂草颤抖。
“嘣！”一声极轻的闷响，在听觉神经上放大。
“啊！”
“啊！”
惨叫一先一后，两个黑影向后弹飞。车灯乱晃，摩托歪歪扭扭扎入河，水花轰然炸开又散落。世界陷入短暂的死寂。一个黑影在埂中央抽搐，发出嗬嗬的漏气声。另一个黑影在埂边蠕动，发出动物垂死的哀鸣。两个声音顺着我的脚趾爬上腿、脊椎，直冲大脑：不是怕，是被什么东西细细抽打，兴奋得咬紧牙才没拍手叫绝。
等到没了动静，我从树影里挪出来，折两根柳枝挂到钢绳上，抓起背包朝镇子大步走去，耳边只有风声。到了岔路口垃圾堆，迅速脱掉手套，换上布鞋；拿出水火油，拧开盖子。手套、大头皮鞋和背包扔进垃圾堆，淋透水火油。空瓶子掷向河，扑通一声。划燃火柴丢过去，火焰轰地窜起。布料卷曲，发黑，焦味和臭味刺鼻。火团渐渐衰弱，火星明明灭灭。起身离开时，不远处有双琥珀色的眼睛。走近一看，是只瘦骨嶙峋的白猫。它一点都不怕我，用爪子扒土，一下，又一下，埋着排泄物。我捡起两块瓦，铲尽冒烟的灰烬，走到河边撒向河面，扑通一声，水中的月亮碎了又变圆。
回到家，院子里静悄悄。我从灶心罐里舀水洗手，洗脸，洗脚——全身松弛。地铺看着就凉，躺上去硬邦邦的。月光从瓦缝漏下来，白白一道，从地上往墙上挪动。过了一小时，也许两小时，“吱——呀——”两道门开关的声音，间隔漫长而干涩——院门和堂屋门的门轴都该上油了。接着是脚步声，沉重、拖沓，带着烟臭味。杏儿回来了，她进了侧房，轻轻关上房门——衣物窸窣，床板咯吱。
天麻麻亮，我像往常一样扛起锄头出门。去自留地必经河埂，远远看见警灯在雾里闪烁。我走过去，现场围了一群人，叽叽喳喳，像早起的鸟雀。我挤进人群。警戒线那边，警察正在维持秩序，神情严肃。埂中间，一张草席盖在地上，露出一只高帮鞋和一只穿黑色尼龙袜的脚，另一只高帮鞋不知去向。草席的另一端什么都看不见，渗出的血已经发黑。坐在埂边、背靠柳树的那个人，不知是程龙还是程虎，他双手捂脸，指缝淌出的血滴在地上，把灰土粘成块状。医护人员赶来，给他止血，扶他上救护车。他指着不远处，声音微弱，听不清说些什么。我看过去，地上灰扑扑一坨，两个黑洞洞的孔朝天，好像是人的鼻子。
救护车开走，警车不断驶来，排起长队。包二瞅着钢绳，脸色惨白，双拐比独腿抖得还厉害：“……捡垃圾……撞上柳枝……看见……跑去传梅小卖部……打电话给你们……”
拿本子记录的女警安抚他：“老人家，您慢慢说。”
照相机咔嚓咔嚓，闪光灯刺眼。两只警犬嗅着地上的鞋印，尽心尽责，不贪血腥。其中一只抬起头，蹿过去嗅包二的独脚。我挤出人群，步子很快，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老程要是来了，不知道会骂什么。
第二天，警察挨家挨户问话。有人说是牛猪兄弟得罪了狠人，有人说是哪家小孩子恶作剧。最调皮的那个男孩被爹妈拿麻绳吊在房梁上用皮带抽打皮肉，孩子硬是不哭，一会儿说：“不是我干的，打死我也不是。”一会儿又说：“打死我算了，就当是我干的。”
那孩子的哭声和那句话，在闷热的风里传开，钻进每一扇紧闭的窗子。
王杏儿
听说牛猪兄弟一个没了脑袋、一个没了鼻子时，我手里摸到一张东风，一幅画面浮了上来——熊猫佬往柜子里藏牛仔包。
那天，我只是想找几炷香。拉开家堂柜，霉味扑鼻。扯出破棉絮，露出牛仔包，洗得发白、背带起毛。拽出来，沉得坠手。拉开拉链：钢绳、手套、撬棍、黄油，还有一瓶黄兮兮的液体。推回去时，手背蹭到一团软东西，拿出来抖开细看，竟是我在船上丢失的内衣内裤，污渍斑斑。原样摆好，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可有些东西，看见了就忘不掉。
我恨程琳，恨牛猪兄弟，诅咒他们千遍万遍。对熊猫佬这个名义上的丈夫，实是两人苦难同捆的枷锁。我们就像被扔进铁锅熬煮的两条鱼，谁都别想跳出去。有时候听着他沉重的鼾声，想起他被欺负的怂样，觉得比我还可怜、可悲。
我想过再次上吊。拿着布带站在小广场。单杆横在眼前，我觉得那是有隐意的，可一时想不起来。跳起来，双手抓住杆，脚悬了空。甩一甩，影子在地上一晃，又一晃。想起来了：歪脖子树、崇祯皇帝。好一幕触景生情。可我的压力只是挺着个大肚子，下杠，腰酸背痛轻松不少。
我还想过让自己粉身碎骨。独自爬上梁王村那座断崖，据当地人说滇王尝羌兵败后就站在这里，闭上眼睛跳下去，一了百了。可我眼前的滇池映着晚霞，水天一片玫瑰色，肚子里的东西不禁悸动。
最后我想过跑，一个怀孕的女人能去哪儿？
我从来没想过要我恨的人死。死，太简单，太便宜他们了。活着受罪，才是我们这种人的命。真正令我恨之入骨的是命，它把我和这团荒谬绑死。
麻将没打完一圈，警察来了，一男一女。
“哪个是王杏儿？”男警察问。
屋子里的响动，霎时断了。
我捧着肚子起身，所有的目光钉在我脸上。
“跟我们去趟派出所。”女警察说。
半路上下起暴雨，泥巴路坑坑洼洼，警车颠得人想吐。我一手护着肚子，一手拉紧门把手，脑子里想着该怎么说。
到了派出所，女警察给我倒了杯热水。
男警察坐到我对面，问：“恨不恨程琳？”
“恨，怎么不恨！”紧接着，我把程琳指使牛猪兄弟打我的事，带着破罐破摔的狠劲说了一遍。这种时候，我心里门清：真话比假话管用。
“张天高平时穿什么鞋？”
“布鞋，从春穿到冬。”
“几码？”
“我一个大肚婆，难不成去抬他的脚看！”
……
男警察的问话像窗外的雨，没完没了。天色暗成一片铁青，女警察开车送我到镇子头。雨还在下，我捡块纸板顶在头上，小跑到巷子口站住。路灯昏黄，屋檐下站着个身影，杵双拐，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裤管离地一截，空悠悠地飘。背着个帆布包，包体斜到胸前，越看越眼熟！那人看见我，咧着嘴笑，笑声让我猛地认出他：是那个老伯。
两个半大孩子合撑一把伞，从巷子里出来，有说有笑。
“晋城镇有两条孽龙。”一个孩子的嗓子带着青春期的沙哑。
“横行霸道的成了无头龙，色胆包天的成了独脚龙。”另一个声音尖细。
老伯举起一只拐杖，一瘸一拐地追上去打。
两个孩子的背影传来尖笑和碎骂：“……包二……狗日的……”
原来老伯竟是街坊嘴里的包二！
我拔腿就跑，撞开院子门，闪身进去，关门插闩，心咚咚跳，像有人在敲门。从门缝里看，外面黑漆麻乌。半晌缓过气来，转过身——路灯的光晕里，雨丝凌乱、细碎，编织着夜幕。
第二天中午，我出了门一段距离，回头看见两名警察登门。我装作没看见，加快脚步。
张天高
案发第五天。杏儿出门不久，警察来敲门，一个年轻、一个老道。两人一进院子，目光落在我脚上。我招呼他们进屋。年轻警察先开口：“10月20号晚上，你在哪？”
“家。”
“恨程龙程虎吗？”
“恨，恨到骨头里。”
“至于吗？”
“他们差点打死我。”
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年长的警察问：“王杏儿呢？”
“打麻将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半夜。”
“我们明天再来，叫她别出门，有话一起问。”
凌晨四点杏儿终于回来了。我把警察的话告诉她。她没应声，进了侧房，反锁门。
我做好午饭喊她。她出来随便扒了几口，进了房，锁上门。
警察再来时，我正给杏树松土浇水，手脚沾了泥，招呼他们进屋坐下。杏儿捧着肚子从房里出来，我赶紧把草墩推到墙边。她坐下，背靠着墙，两只脚往前伸。
年轻警察问她：“10月20号晚上，张天高在家吗？”我心里微微一紧。
她神色平常：“在。”
“在干什么？”
“打鼾。”她指指地铺。
年长的警察目光在杏儿脚上停了几秒，又移到我脚上。我缩了缩脚。他突然问：“你们穿几码的鞋？”
“三十五。”我说。
“一样。”杏儿说。
“能看看家里的鞋吗？”
“他的在门口，我的在房里。”
两人检查了三遍所有的鞋，然后对视一眼。年长的警察从牙缝挤出：“太小了！”
我送他们到院子门口，两个高大的身影几步拐过墙角，阳光一下子漏到我脸上，眼前明晃晃一片。我低下头，布鞋渐渐清晰，进家，一步一个泥印。
一个礼拜的时间，河埂恢复了平静，柳树照常发芽，杂草随风摇摆，只是垃圾堆旁边多出个棚子。天气热，路过时能闻到一股味，说不清是垃圾还是别的什么在腐烂。可偏偏这股味，吸引我凑近棺材尾，棺盖没盖严——人脸蜡黄、水肿，脖子裹着白布。慌忙退出，蹭到一只碗，哐啷！碗摔成两半，叫魂蛋滚到棺材底下。趴下身捡起了放好，看见棺材头上写着“程龙”。心一怔，终于能分清谁是程龙谁是程虎了。
出殡时，程虎还在医院，不见程琳赶回来。
先生拉长嗓子喊：“起材——”
老程夫妇披麻戴孝，扑在棺材上，哭喊：“我的龙啊，你死得好惨！”又嚎叫：“我的虎啊，你死得好冤！”
我站在远处看着，想起爹娘在世时，他们都叫我“天高”，从来不会叫错一声。
“你干的。”一个熟悉的声音，冷不伶仃。
吓我一跳——是二愣子，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手里攥着把叶子刀。
“你哪只眼睛看见了？”
“两只。”
“什么时候？”
“小时候。”他一板一眼地说着，“在大河埂上，骑你爹的二八大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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