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状是我的全部动力。
初三，学校按成绩分快慢班。全校唯一的快班——149班，我考进了。
第一次测验，除了体育，我科科第一。班会上，班主任点名表扬，说我是逆境中奋发的榜样。同学们的掌声稀稀拉拉。我低头整理试卷，知道他们在想：我是买来的孩子，养父因我进了监狱。
期中考放榜，我站在校会高台上，从校长手里接过一沓奖状。晨光照在奖状上，金字有些刺眼。下台时，我小心卷起它们，像卷起一轴能改写命运的圣旨。回到教室，我把奖状摊开在课桌上，盘算着能在爹床头贴出多大一片。体育委员牛莉莎晃过来，把她的奖状拍在我那一摞上。
“呵呵！”她抱臂冷笑，“劳改犯的好闺女哟，给你凑个大满贯烧去那边。”
“你说什么。”我攥紧奖状边缘，望着她——眼线画得锋利。
教室里的翻书声和窃窃私语停了，所有人竖起耳朵。
“我说——”她凑近，口香糖在齿间轻响，“你爹这辈子出不来了，我的体育奖状送给你当纸钱烧给他。”
不等她再说话，我扯起她的奖状撕碎，砸向她的脸。纸屑钻进她蓬松的卷发，落在肩膀上、地上。她一愣，反手揪住我的马尾，把我的额头往桌角撞。
“咚——”眼冒金星。
“咚——”鼻梁酸胀，温热的液体涌出来。
“咚——”天旋地转，嘴里一股腥咸。
她松了手。我抬起头，血滴在我的奖状上，“第一名、王杏儿”变成了暗红。
她又将我一把搡到课桌下，俯下身还要动手。我摸到滚落的水笔，拔掉笔帽，扎她大腿。她尖叫一声倒地，捂住大腿打滚，血从指缝渗出。她的三个跟班一拥而上，拳头巴掌落下来。
“杀人犯！”
“打死她！”
“跟她爹一样不是好东西！”
……
咒骂和踢打缠在一起。我抱头蜷缩，从缝隙间看见一只只鞋底蹬过来。
直到班主任厉声呵斥：“住手！”
我自己爬出来，视线模糊中，看见牛莉莎被人扶走的身影。
世界慢慢清晰，浑身越来越冷。
一节课的时间，牛莉莎的家长挤满了校长办公室。膀大腰圆、戴金项链的男人一拍办公桌，茶杯盖叮当响，校长后缩，人声炸开：
“我女儿要是落下残疾，我跟学校没完！”
“开除！把她开除！”
“故意伤害，抓她去坐牢。”
“家长呢？怎么还不来？”
“去叫了……马上到……”校长擦着额头上的汗，“王杏儿平时表现——”
“表现好！”浓妆艳抹的女人恶狠狠地打断，“表现好会拿笔扎人？表现好会有暴力倾向？跟劳改犯的爹一个样！这种学生留在学校就是祸害！”
班主任插话：“事情没那么严重，双方都有责任。”
校长摆手：“李老师，你去上课，我来处理。”
人声越来越尖厉。我站在墙角，脸上的血干了，皮肤发紧，抠一下就疼。校服领子被扯破，露出里面的黑T恤。低下头，白力士鞋沾了血。渐渐地，那些声音嗡嗡闷响，像隔着一层不透明的厚玻璃。
陈雅香来了，穿着那件洗得泛白的藏蓝色外套，脚步轻而慢。头发挽在脑后，几缕碎发别在耳朵后面。她扫了一眼满屋的人，目光落在我脸上，有心疼、惊愕，更多的是恐惧。
“对不起……”她没有走向我，而是挪向牛莉莎的家长，“怪我没教好孩子……错在我……”
浓妆艳抹的女人冷哼一声，别过脸去。
校长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王杏儿妈妈，牛莉莎伤得不轻，家长要求开除王杏儿。”
“我赔，”陈雅香的手在衣袋里摸索着，“医药费全出，营养费也出，求求你们，别开除王杏儿，她要读书。”她一层层揭开手帕，里面是皱巴巴的零钱，最大的面额是五元。她数钱的手在抖，指缝里还沾着泥土。
戴金项链的男人瞥一眼那沓零钱，嗤了一声。
浓妆艳抹的女人不依不饶：“光赔钱就完了？我女儿的心理创伤谁负责？开除，必须开除。”
“我……我给大家赔罪，”陈雅香的声音越来越低，弯下腰，对着一屋子人一遍遍鞠躬，“孩子还小，不懂事，求求大家，给她一次机会……”
她没有再看我一眼，也没问我疼不疼，更没问我为什么。她只是不停地道歉、认错，为我求一个留在学校的机会。
最后学校给了个留校察看处分，我得以继续上课。放了晚学，陈雅香站在校门口。回家的小路上，她走在前面，一路没有回头。夕阳把我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在田垄上一高一低地晃。我想着那个反复弯腰的身影，心底漫开的卑微比身上的伤更疼。快到村口，她停下，转过身。余晖洒在她脸上——那些皱纹，像干裂土地上的沟壑。等我走上来停下，她望了我几秒，抬起袖子擦我的脸。布料粗糙，磨得皮肤生疼。
“疼不疼？”她问。
我没说话，也没把脸让开。她擦得更用力了。
“你呀……那么傻……跟她较什么劲，”她像是在责备，又像是自言自语，“咱们家跟别人家不一样，你得忍着，知道吗？”
我一直沉默。她放下袖子，接着往前走。我跟着。她的外套被风鼓起来又塌下去，像远处那个破旧的塑料菜棚子。
屋里暗，看不清脸。她拉亮灯，昏黄的光漫开。她去了灶房，我坐在桌边的草墩上。没过多久，她端来一只瓷碗放在桌上，冒着热气。
“烫！”她揉了揉眼睛，“等凉下来再吃，吃完了把衣服换下来，我拿去洗。”
碗里漂浮着三个荷包蛋，红糖水浓稠。谁也没说话，等着它们凉下来。她递叉子给我。叉子是我小时候用的，闲置十多年，生了几点锈斑。我叉起蛋，一口一口地咬。蛋煮老了，有点噎，不是我平时喜欢的口感。喝口糖水，甜腻混着嘴角的咸，凝成一股复杂的味道。
她坐在对面，望着我吃，轻声说：“床头那面墙，贴不贴奖状都没关系。我们不能没有你。”
我手一顿，半个蛋黄从蛋白里脱落，掉进碗里。扑通一声。几滴糖水溅到脸上，滚烫。
“嗯，”我应了一声，低下头继续吃。
腥气涌上来，强行咽。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冬季运动会。我早早躺下，却睡不着。索性翻过身趴着，双手托腮，看陈雅香翻箱倒柜，抖开一套运动服。
“你爹以前给你买的。”她比划一个矮矮的高度，“你当时这么点高，他非要买大号，巴不得穿一辈子。”
我笑了笑。
她把运动服叠好，放在床头：“明天跑八百米正好穿，米色反光，棉料透气。”我摸了摸，柔软，带着淡淡的樟脑味。
日头悬在头顶，操场冒热气，扭曲了远处的人影。
我站在起跑线上，心怦怦跳。牛莉莎在邻道，脸上带着狠劲。
“嘭！”发令枪响。
我平稳呼吸，控制节奏，跟在第一梯队后方。风在耳边呼啸，汗水浸透后背。一圈，两圈……肺要炸开，腿灌了铅。
牛莉莎压我半个身位，我能听见她粗重的喘息。
最后一圈。
体育老师在场边大喊：“冲刺！冲刺！”
我咬紧牙关，榨干最后一点力气，视线里只剩白色终点线。超过一个，再超过一个。最后几十米，我和牛莉莎并驾齐驱。快一点，再快一点。冲线刹那，我超出她半个身位，第三名。
我踉跄站住，双手撑膝，大口喘气——操场在旋转，声音被棉絮蒙住。
体育老师拍了拍我的肩：“冲得漂亮！”
我直起身想笑一笑，小腹传来一阵坠痛，腿一软，跪了下去。
体育老师扶起我，让我沿着操场边缘慢走。每走一步，坠痛就加剧一分。
牛莉莎走在我旁边，脸色铁青，忽然停下脚步，指着我身后尖叫：“呀！王杏儿，你屁股后面红彤彤的，脏死了！”
我整个人僵住。周围的同学望了过来。
我迟疑地伸手往后摸，触到一片湿热。缩回手一看，脑子里嗡嗡响。
“哎呀，流血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男生的目光移开，又忍不住瞥——不是鄙夷，是撞见某种隐秘的、带着羞耻的好奇。
我双手捂住身后，牛莉莎偏着头望：“不就是来那个嘛，有什么不好意思。”
越来越多的目光投过来，像要把我的衣裤撕碎。
“嗐！”牛莉莎双手叉腰，“估计你娘就是缺了你这项功能，你爹才会买你买进劳改队。”
时间像是被冻住了。他们眼前不是刚跑完八百米的第三名，也不是一个初次经历生理期的女生，而是一件展览品——买来的孩子，害养父入狱的祸根。
一张张脸，有笑，有皱眉，有麻木。极少数人眼里闪过同情，却比嘲笑更让我难堪。
我冲破人群，身后的声音追着我。
“跑什么呀！”
“还哭了！”
“丢人！”
……
跑了很久，冲进家，反锁房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
陈雅香拍着门：“杏儿，怎么了？开门！开门！”带了哭腔，“……杏儿……你别吓娘……”
学校里、操场上的声音还在追着我，嗡嗡响。
我把脸埋进膝盖，捂住耳朵。
满墙的奖状在视线里扭曲、晃荡……
爹！您就算回来了，也擦不掉我身上这道印子。我是王杏儿。我只想做王杏儿。可以吗？
回答我的，只有风声。
李赶生
日头刚爬上窗棱，民警李为民就踏进村委会，鞋面上还沾着露水。我正在整理五保户资料，他递来一张对折的纸。我摊开——病危通知书。王树财，男，汉族，六十一岁。高血压引发脑出血，昏迷不醒。纸页下方盖着鲜红的公章，医生字迹潦草，只辨出一个李字。
我放下手头的资料，抓起外套就往王树财家跑。院门锁着，邻居张婶告诉我，人一早下地了。我又跑到油菜地边，连片的黄花齐脖子，不见一个人影。扯开嗓门喊陈雅香，喊了三四声，远处直起一道身影，手搭在额前望过来。我跑过去把病危通知书递给她。她看完就往西边跑，深一脚浅一脚，险些栽进水沟，嘴里念着“杏儿”。我跟着她跑到学校门卫室，她急得说不全话，我和门卫说明情况。门卫带我们找到初三（149）班教室。透过玻璃窗，我一眼就看见坐在头排的杏儿——背挺得笔直，正低头记笔记。我把杏儿叫出来。陈雅香拽着杏儿的手，浑身发抖。杏儿一脸茫然，睫毛一颤一颤。我说：“你爹病了，人在医院，情况不好。”杏儿愣了两秒，回教室收拾书包。我叫她们在学校门口等，我回家开手扶拖拉机。油门踩到底，她们站在车斗里，手杵栏杆、眼望前方，一路无话。
赶到县医院，找到病房。白布盖住整个人。医生看见我们，摇了摇头。陈雅香脚一软，坐到地上。我扶起她。她扑到床边，揭开白布一角，呜咽着抚摸王树财的脸。杏儿的膝盖突然一弯，扑上去，脸埋进白布。任谁劝，都拉不开她们。
出殡那天，土路灰扑扑的，王树财的亲人披麻戴孝，缓缓挪动。杏儿捧着遗像，眼睛肿得只剩两条细缝。四个汉子扛着黑沉沉的棺木，跟在杏儿身后。陈雅香脚步虚浮，由弟媳搀扶着，走在队伍末尾。王树清走在最前头，左臂挎着竹篮，右手一把把地扬着纸钱，不曾回头。白纸钱黄纸钱四下飘落，有的落在棺木上，有的落在送葬人头上、肩上，有的落在路上的黄土上，还有的落在路边刚冒尖的草芽上。
杏儿好几个礼拜没去学校了。她的班主任来村委会找过我两回。第一回是打听杏儿的近况，听我说着，她连连叹息。第二回再来，她几乎是恳求：“王杏儿脑瓜子灵，又肯下苦功，是块读书的料。只要回来安心学，考重点中专稳稳当当，毕业就能端铁饭碗。支书，麻烦您去劝劝孩子，不能让她就这么荒废了。”
送走老师，我去水果摊称了点水果就去王树财家。院门开着一扇，院子里的老杏树挂满青色小果。杏儿穿着套旧运动服，坐在杏树下的小石墩上。那是王树财常坐的地方。杏儿抱着膝盖，下巴搁在膝头，盯着地上的蚂蚁。陈雅香坐在灶房门槛上，望着空荡荡的鸡窝。直到我的影子落在陈雅香跟前，她才起身招呼：“支书来了，快进屋。”
屋里光线昏暗，门框投进一束光，尘埃在光柱里飞舞。她拿起热水瓶摇了摇，竹壳哐啷哐啷地晃。又去找茶叶——印着红双喜的铁皮罐，抠开锈盖子，捏几撮茶叶进搪瓷口缸。热水一冲，碎末状的茶叶浮在水面，不肯下沉。我端起口缸喝了一口，温吞水，铁锈味，茶叶末黏在喉咙里，不上不下。
我把杏儿叫进屋，将老师的话掰开揉碎，从她爹的心愿说到她娘今后的指望。杏儿垂着头，乱发遮住大半张脸，食指在桌面上划着道子，吱吱声不停。杏儿最终没再踏进校门。
第三年春天，民警李为民又来找我，神情复杂。他把我拉到村委会院子角落：“王杏儿的生母找到了。”
“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她们。”
他一把拽住我：“只能先告诉陈雅香。”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杏儿的生父十多年前就病故了。生母改嫁到昆明远郊，日子过得紧巴。”
那天傍晚，我叫陈雅香到村委会，把话挑明了。她听完，愣了很久，说了一句：“知道了。”转身就走，影子一晃一晃。
几日后，陈雅香来村委会找我，站在门口：“支书，麻烦您帮忙联系杏儿生母。”说完，把杏儿拉进屋。杏儿黑瘦了不少，去年的运动服穿在身上愈发宽松。我们一同前往派出所，找到肖所长。他拨通昆明的电话，沟通一番，对方让半小时后再回拨。等待中，电子挂钟单调地跳动。
肖所长打破沉默：“丫头，平时都爱做点啥？”
杏儿盯着鞋尖，捻着衣角，一声不吭。
“天天跟着我下地，薅草、间苗……”陈雅香接话。
“喜欢哪个歌星？爱听什么歌？”肖所长打断她。
“黄……黄什么驹？”陈雅香又抢着说，“成天跟着收音机哼，呜哩哇啦的，像大舌头。”
“黄家驹。”杏儿抬头，声音清亮，“粤语，你听不懂。”说完又低下头。
“哎哟！”肖所长一拍大腿，“巧了！我女儿也迷他，叫什么安乐队？”
“别安。”杏儿再次抬头，眼里透出光，“b-e-y-o-n-d，这么拼。”
我一头雾水：“啥意思？”
“远方！未知的彼岸！”她一字一顿，执拗又认真。
“最喜欢哪首？”肖所长前倾身子。
“《大地》。有力量。你女儿呢？”
“《真的爱你》。”肖所长不好意思地搓搓手，“小学生，成天爱啊爱的，哼得我头疼。”
杏儿轻轻一笑：“肖叔叔，那歌是写给妈妈的。”
肖所长一愣，拍了下额头：“嗐！错怪她了。”
小小的办公室一下子热络起来。陈雅香别过脸，用手背擦眼睛。
挂钟咔哒咔哒。肖所长看了看时间：“打电话吧。”
办公室瞬间静了下来，肖所长按下免提再按重拨，电话：“嘟——嘟——嘟——”漫长的等待后是一阵沙沙的电流杂音，像穿越千山万水的呼吸，随即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芒果，找到了就好，就好。”语速慢了下来，“对不住她，让她在那边，好好过日子。”话语被喘息割得断续，“我……实在……是……”电话那头只剩压抑的哭声。杏儿低着头，肩膀微颤。过了很久，那个声音再次响起：“过几天……我给芒果……寄一张……全家福。”电话挂断，忙音单调地响着。陈雅香望着杏儿，嘴唇在动却说不出话。
窗外，天色暗了下来。
回坝子的路上，灯火传染似的亮起，却又像散落人间的星。
叶朗
这段时间，阿妈变得反常，老是望着全家福发呆。那张照片是阿爸在世时拍的，边角起毛，黑白人影有点模糊。阿妈看着看着照片，眼眶红了，见我就问：“底片没了咋办？”
“神仙也没法。”我随口说。
她听了愁容满面，我又补了句：“可以打印。”
“一模一样的？”
“当然，比原来的还清楚。”
“印，快印！”她立马来了神，“多印几张。”
货郎回来听我提起这件事，他掏另一张全家福安慰阿妈：“我没忘记找阿妹，照片一直揣在怀里。”阿妈的眼泪掉了下来。
2006年8月22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我拿到了B2驾照，约朋友去新开的“花江狗肉”喝一口。我先打给王强。王强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最后说：“二愣子在的话我就不来了。”我说：“不叫他了，你来就行了。”又打给小阿汤，我说：“你顺路喊一下熊猫佬。”小阿汤嘿嘿笑了两声：“人家现在可不一样了，以滇池为家，忙得很。”
狗肉锅子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我们划拳吹牛，喝到七八分醉的时候，窗外的雨越下越大。熊猫佬突然冲进包间，浑身湿透，头发贴在脑门上，双手撑着膝盖，喘了好一阵才缓过来。
“淋成落汤鸡了！”我笑他，“来得正好，坐下喝酒。”
他摆摆手：“别喝了！你阿妈被埋在山上了！”
我以为他开玩笑，正要骂他几句。
他又说：“货郎到处找你，电话也打不通，遇到我……”
我盯着他的眼睛，酒醒了大半，扔下酒杯就往家跑。路上积了水，踩下去溅起老高的水花，鞋掉了，光着脚冲进家。街坊邻居聚了一圈，有人递给我铁锹，有人拉着我的手，有人和我说话，我什么都听不清。货郎冲我大声说：“阿妈被山体滑坡埋了。”
众人连夜上山，找到天亮什么都没找到。我和货郎不肯放弃，王强、小阿汤和熊猫佬帮着在泥石堆里刨，镐子挖断两把，后来用手刨，指甲翻了过来，手指磨得全是血。两天两夜后雨小了，货郎把一只鞋放在土堆上——那是阿妈的解放鞋，鞋帮上沾着红土。货郎说是在山脚下捡到的。阿妈的坟是衣冠冢，埋着她的大部分物品和那只解放鞋，墓碑上刻着她和阿爸的名字。之后的日子，我喝醉了就睡，睡醒了又喝，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
一天傍晚，货郎把我从酒桌上拽到门口，指着后山说：“阿妈看着你。”
“我脸上又没长花……有什么好看的。”我浑浑噩噩，舌头打结，“怪她自己……雨天非要上山……”话没说完，脸上挨了一耳光，火辣辣的。
“怪你爱吃的红薯！”货郎的嗓门大过雨声，“薯藤淹水不翻就会乱生根。”
我愣住，阿妈在脑海里浮现——她弯着腰翻薯藤，汗湿的衣服贴在背上。她蹲着刨红薯，汗湿的头发贴在脸上。她站在灶台边煮红薯，最大最甜的留给我，自己吃着小的、歪的，说：“一根藤结出的红薯才正气。”
我跪在地上，雨水顺着后背往下淌，雷声连连。
后来我决定做水果生意。不是突然想到的，是货郎一句话点醒我：“阿妈走了，叫芒果的阿妹还没找到，你不能一辈子泡在酒缸里。”
货郎拿出他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又找信用社贷了一笔款，盘下一辆二手小卡。车子破是破了点，但发动机还硬朗。货郎说不走江湖了，陪我一起干。他那些杂货——针线、纽扣、松紧带、老鼠药……统统锁进柜子里。
去版纳收水果之前，货郎叫我喊王强、小阿汤和熊猫佬来家里吃顿饭。不巧的是王强和小阿汤出了远门，只来了熊猫佬。我给他倒酒时，他捂着碗口说：“胃溃疡，刚吃消炎药，一滴都不能喝。”我和货郎喝开了，醉了都不知道。第二天天亮，货郎叫醒我，说：“阿妈那件花衣裳不见了，裹在衣裳里的钱一分没少。”我噎了一下，熊猫佬偷女人花衣裳的流言像难散的酒气。
到了版纳，打鼓寨的老宅空了太久，破烂不堪。我和货郎打扫了两天，又把漏雨的屋顶补个大概，好歹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平时吃饭就在堂叔家，堂婶是个麻利人，做的菜咸淡刚好，我们难免多吃两碗饭。货郎给堂婶伙食费，她说什么也不肯收，推来推去，我们只好隔三差五买些油盐柴米给她。堂叔前几年得了痛风，走路都费劲，五亩芒果林的活全靠堂婶撑着。芒果熟了，堂婶半夜就下地摘了去卖——十多公里的山路，她一次背一背箩，来回需要一天，卖的钱供孩子读书，儿子上初中，女儿上高中。
货郎决定承包婶家的芒果林，该给的钱一分不少给。堂婶还是在地里帮着我们忙活，但至少不用再愁销路，人也松快了些。
我们收满一货车水果就拉到昆明去卖。我开着车，货郎坐在副驾，常常掏出全家福看半天。有一次他问我：“阿妹还活着吗？”“活着。”“你怎么晓得？”“凭直觉。”他没再多说一句，把全家福揣进怀里。
头一年勉强撑了下来，除去油钱和过路费，还能攒下些辛苦钱。到了第二年，老天爷翻了脸——雨水多得邪乎，芒果、香蕉、荔枝还没熟就烂在了树上。我们分头找货源，货郎跑山里的村寨，我在水果交易点蹲守。交易点周边的茶铺热闹了起来，打扑克牌、搓麻将比收水果还重要。这天下午我正在打扑克，输了不少钱，急得把手机调静音。等一看，十个未接来电，回拨过去。
“喂，是叶朗吗？鑫隆派出所。”
我脑子里嗡一声：“找我……什么事？”
“你家人被捅伤了，你赶快过去，鑫隆村村头。”
我扔下扑克牌就往外跑。雨中，一位民警半蹲在货郎身边撑着伞。伞下，货郎脸色苍白，脊背靠在村碑柱上，捂紧肚子的指缝间淌出血。民警说：“腹部被两个吹烟鬼捅了三刀。”我跪到货郎跟前，他眼睛半睁，嘴角动了动。“小鬼！”他的声音没平时大，手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货款递给我， “水果生意这碗饭不好吃。”又掏出全家福看了好一会，“我信缘分……在这边开个店……叫‘缘来’……阿妹会回来的……”声音越来越弱。我想喊他一声阿爸，却发不出声。救护车来了，他缓缓闭上眼，全家福掉在地上。我攥着那沓钱，粘手，红得发黑。
货郎安葬在打鼓寨，他的坟挨着阿爸的。立碑那天，天很蓝，云也薄。堂婶烧着纸钱说：“货郎是个好人。”我掏出那张全家福，上面的血迹干了就开裂，轻轻放进火里。
王杏儿
今年的杏子特别的结，眼睛都看花了。恍惚间，王树财举起竹竿拨动枝杈，我兜起衣摆。
“接好嘞！”他喊。
眨眼间，王树财不见了，一片树叶飘落衣兜。
夜里，脚镣拖过水泥地的声音把我惊醒。王树财走了快四个年头了，陈雅香的魂也跟着他走了。陈雅香每天走很远的路，村里人将她找回。她问我是不是给人添麻烦了。我说没有，您只是沿着熟悉的路把月亮走圆了。
那只皮鸟儿摆在箱子上，肚子上全是砂眼，脖子破了几个洞，再也发不出声。打开箱子，箱底压着那件花裙子，裙摆上的污渍还在。那是我吃七岁饭那年，王树财给我买的。我穿着它去小溪边抓鱼，滑了一跤，花裙子上全是泥。王树财帮我洗了好几遍，洗不干净，被陈雅香臭骂了一顿。
锄头起落、扁担晃荡、锅碗叮当，填补空洞。可一停，那洞又长回来。陈雅香不再走远路，咳嗽咳出血。起初手帕上几点，后来黏稠一摊，再后来是大片暗红。活生生的人躺在病床上，被子几乎没有起伏。她脱下银猴坠子，塞进我手心，嘴里说着什么。我把耳朵凑过去。
“……对不住……你阿爸……阿妈……阿哥。别恨王树财……他……没办法。”她的泪水滑出深陷的眼窝，“做你自己……别回头。”她说完，手垂下，眼睛合上。
后事，叔公一大家子出力，二叔二婶出钱又出力。唢呐吹三天，白幡挂满屋梁，香灰在香炉里堆成尖，纸钱的火光几乎没断过。
丧事办完的晚上，灯泡蒙着灰，光晕昏黄。叔公填着烟锅：“跟我回赶马村吧，你娘小时候住那儿。”
二叔接过话：“跟我回呼马镇吧，你小时候住那儿。”
……
他们的声音叠在一起，焐得人喘不过气。
“我哪儿都不去！”
二叔张大嘴巴，叔公咬紧烟嘴。
我软下声：“想你们了，我去看你们。”
“我来接你。”二叔说。
“打电话，”二婶边说边往挂历上写，“号码在这儿。”那个号码，我一辈子都记得。
叔公的小孙女扑进我怀里，说：“杏儿姐姐，去我家。我有压岁钱，给你买糖。”小家伙身子热乎乎的，带着奶香。我搂紧她，她扭扭身子。
深夜，他们走了，家里空荡荡的。
第二天早晨，风呜呜地钻进门缝。我拿着那本《英国童话集》和皮鸟儿走到杏树下，抽出书里夹着的全家福，阳光洒在上面——阿爸戴洋毡帽，阿妈长发乌黑，他们站在后面；阿哥的小光头圆溜溜，芒果的脸蛋胖嘟嘟，兄妹俩站在前面。看着看着，一家四口变成光斑。揉揉眼，相片揣进怀里，用手刨了个坑，埋掉书和皮鸟儿。来到屋后的小溪边，流水带走落叶，人影不动。
一年后，村支书在广播里通知去派出所领第二代身份证，人员里有王杏儿。第一代那张被民警剪掉一个角后还给了我。新卡片是彩色的，边缘不像第一代那样割手。上面的女孩，面无表情、眼神空茫，她决定去找阿妈，问一句“为什么不要她？”。
大巴，昭通直达昆明。坐在头排，前路起伏、狭窄、曲折。到昆明，换乘中巴，再步行三四里村路。一条林荫河埂，尽头，垃圾堆成山，腐臭盘踞不散。一个弓着腰的背影，把垃圾往河里拨，流水变浑。我走近，轻唤：“老伯。”他转过头，堆笑，脸上的污垢陷进皱纹。我掏出纸条，客气地问：“您知道这户人家吗？”他看了一会纸条，抬手指向岔路，目光却黏在我脸上。我收起纸条快步走，一只大手拽住挎包，整个人向后仰，包掉在地上。老伯抢上前堵死我的去路——我移动，他也移动；我不动，他也不动。心悬到嗓子眼，身后传来突突响，回头——穿坎肩的汉子开着拖拉机驶来。我慌忙往路边让，老伯反倒朝路中央跨。拖拉机刹住，车头一沉，黄灰遮天蔽日，随风散。
“让开！”汉子铿锵有力。
老伯梗着脖子，唾沫横飞：“畜生开铁棺材，突突突，忙去投胎。”
“让开，”汉子沉下脸，“我说最后一遍。”
老伯叉开腿，张开双臂：“有种从老子身上碾过去！”
汉子一脚油门踩到底，拖拉机震颤，烟囱冒黑烟。
“铁棺材还会放屁！”老伯捏鼻子又摆手，“臭，真臭。”
汉子挂档，松刹车，拖拉机窜出去。我别过脸，听见一声惨叫。拖拉机卷尘而去，汉子头都不回。我不敢捡包，跟着拖拉机跑，跑到有人家的地方，站在路边大口喘气。喘匀了，顺着一排房子找到晋城镇10号——土坯瓦房，两扇木门布满虫洞，门神、门对儿已褪色，门扣没上锁却推不开。敲了几下，响声被风带走。再敲，隔壁门开了，探出个包着头帕的阿婆，脸庞像核桃壳，眼睛却清亮。
“找哪个？”她问。
“阿婆，这是张秀英家吗？”
“你是秀英什么人？”她走过来打量着我，“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
“远房亲戚。”我低下头。
她叹了口气：“走了快三年喽。”
“去哪了？”
阿婆走到路中间，指着瓦房后面说：“大下麻雨天，她非要上山翻薯藤，遇上山体滑坡，尸骨都没找着。”
我走到阿婆身旁，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山顶有个豁口，风呜呜地灌过来，带着松脂的清香。
时间失去了意义。我沿着石子走，经过小镇——杂货铺的老板趴在柜台上打瞌睡；铁匠铺的打铁声穿透耳膜；晋城中心小学，书声琅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人间照常，我漫无目的。直到岸边的芦苇白了头，茫茫水面近在眼前，是水库，或是滇池。风贴着水面刮来，裹着水草与淤泥的腥气。掏出全家福，清晰得不真实。
“嗤啦——”阿爸的洋毡帽一分为二。
“嗤啦——”阿妈的长发一分为二。
“嗤啦——”阿哥的光头一分为二。
不一会儿，那个叫芒果，笑得没心没肺的小女孩，碎成了纸片。松开手，纸片飞向水面，打着旋，沉底的沉底，远去的远去。走向水——鞋袜湿透，脚有点沉；漫过膝盖，裤管裹紧小腿；淹过腰腹，外衣鼓胀；没过胸口，呼吸困难。停住——耳边一阵笑声，是杏儿的，王树财扛着她摘杏子；又一阵，还是杏儿的，她跑向张开双臂的陈雅香。
贴身的银猴坠子反着光。
闭上眼，继续向前。
锁骨、下巴、嘴唇……整个人陷入水的温柔。
芒果、王杏儿、我。两个名字，一个人，都回到了母体的羊水中。"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8038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