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昆明市公安局里的电话声、脚步声和卷宗翻页声交织在一起。接待处，两位白发苍苍、身形佝偻的老人缩在长椅一角，看我们这些穿警服的人时，眼里全是焦急。我放下卷宗走到姜晓桌旁，她埋头记录。
“什么案子？”
“孩子失踪。”她没抬头，“一桩接一桩。”
“多久？几岁？”
“五……五天。”大娘抢着说，“六岁。”
“是您什么人？”
“是——”
“亲闺女。”大爷打断，用眼神制止大娘。
老夫妇年近古稀，有六岁女儿并非不可能，可他们的眼神，明摆着有事。
“在哪儿丢的？”
“小区楼下，”大娘身子前倾，“是让人——”
“是她自己跑丢的！”大爷急着说。
大娘的嘴唇在颤抖，牙齿轻磕。
我坐到他们中间，给姜晓递了个眼色：“倒两杯水。”
大爷接杯子的手僵硬，捏得纸杯里的水漫湿了手背。大娘没接，望着大爷。姜晓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大娘冲大爷跺脚：“老东西！黄土快埋到脖子了你还撒谎！闺女找不回来，咱俩还有啥活头！”
大爷的纸杯掉在地上，水溅到我裤脚，他慌忙要擦。我扶住他，看向大娘：“您说，到底怎么回事？”
姜晓拿来拖把擦干地上的水，又给大爷重新倒了一杯。
大娘端起水抿了一口，情绪稍缓：“警察同志，闺女是……是买的。八千块钱，先付了三千现金，又汇了三千的款，最后两千……实在凑不齐。”她声音哽咽，“上个月，人贩子从门缝塞了张条子。”大爷哆嗦着摸出纸条递给我。字迹歪扭，语气蛮横：再拖，随时弄走娃。农业银行，张长生，打款账户6228480860700583616。
“三千块是汇到这个账户吗？”
大娘摇头，从腰包摸出个记事本，指着其中一行：“是这个，李菊。”我抄下信息，收起纸条。
“姜晓，做详细笔录。”我招呼严盼，“走，去农行。”
在农行马主任的帮助下，结果很快出来：李菊的账户，除了那三千，再无交易。钱是在曲靖市区一台ATM上分两次取走的。张长生的账户是休眠户。两个账户开户行相同，开户人住址同镇不同村。
回到车里，我发完信息，拨通昭通市局冯大刚电话。
“老同学，查两个人，信息发你了。”
“收到。”
五分钟后，冯大刚回复：李菊，女，六十五岁，无案底；张长生，男，四十五岁，吸毒、抢劫、盗窃前科。
我再打过去：“我们过去一趟。”
“行，我让当地肖所长协助你们。”
严盼联系了曲靖——由于时间较长，调取监控要时间。
向秦局汇报后，他拍着我肩膀：“信你的直觉，放手查。有困难，我协调。”
车子驶离昆明，我握着方向盘。后排，姜晓瞥见严盼的手机屏幕，说：“幼儿园的老师就是漂亮。”
严盼把手机递过去：“帮我挑条项链，你眼光好。”
“鸽血红，就这条，衬张芳肤色。”
“太贵了，换条水晶的便宜点的，装修房子还要用钱。”
……
抵达昭通呼马镇，铅色天空飘着冻雨，肖所长在派出所门口等着。
“高队，辛苦了，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
三桶泡面，连汤喝尽。我说明了案情。肖所长神色凝重：“张长生，外号二猫子，孤儿，混混。我们怀疑他和‘9·25’案有关，一直没证据。”
“9·25？警员遇害？”
“1999年9月25日，民警朱启林夜巡，被钝器击中后脑牺牲，配枪丢了。”肖所长顿了顿，“老朱和我……一起当过兵。”
兵分两路。老刑侦马国忠带人摸排张长生可能的落脚点，无果。我们随肖所长去镇农行。农行黄主任以“金豆子”回馈储户，用一袋黄豆从李菊家问出关键：账户一直是她侄女在用。目标转向李菊的侄女——李阿秀。李阿秀现年四十八岁，童年坎坷：母亲离家，父亲早逝，她跟着哥哥李坤长大。成年后外出做生意发了家，常给村里捐钱修路，曾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在村里声望很高。
深夜的雨下个不停。肖所长带我们摸进李阿秀的老宅，家具凌乱，蛛网遍布，什么都没找到。沮丧之际，姜晓脚尖踢到个东西，捡起来拍掉灰土，电筒一照——黑皮小本。我接过来翻看，前面是空的，中间几页记着日期、地名、数字，后面跟着“带把的”或“不带把的。末页写了个名字：王树财。我掏出那张威胁纸条比对——两者字迹不同。
回到所里，肖所长说要请宵夜。我们看看天，笑了。端上来的，还是四桶泡面。肚子踏实了，疲惫压下来，我们在沙发上睡着了。
一个多月里，我们在昆明和昭通之间来回奔波。窗外景色从萧瑟转新绿。曲靖的取款监控来了——嫌疑人戴鸭舌帽、墨镜、口罩，只能看出是个男的。
我看着李阿秀“三八红旗手”的表彰照出神。姜晓凑过来看了看：“眉清目秀，有点像那个代言化妆品的明星。”这话让我心里一动。我向秦局提了个方案。他听完，沉默片刻：“有把握吗？”“她好名，会来。”“注意安全。”
三月，春意渐浓。在肖所长陪同下，我们赶到呼马镇政府，孟书记已等着。
“孟书记，”我上前握手，“打扰。”
“领导指示了，全力配合你们。”他递来名单。我一眼看到最后——李阿秀。
孟书记叫来工会主席李薇，交给她另一份名单：“李主席，县里首次评‘脱贫致富带头人’，这几位同志是来指导工作的。”
按计划，李薇先安排人通知前十位带头人，然后亲自带我们去通知李阿秀。路上，肖所长说所里有急事，默契地离开了。
王家坝村委会，老村长听明来意，脸上放光：“好事，王家坝的光荣！”
“是啊，李阿秀为家乡做了贡献，县里记得。”李薇笑着说，“麻烦您通知她，后天上午九点，镇上大礼堂开表彰会。”
老村长为难：“阿秀是出息了，可好些年没回村，捐钱都托亲戚转，村委会联系不上。”
我握住老村长的手：“大爷，这次表彰是县里统一安排，领导非常重视。本人不到场，太可惜。她生意大，总有电话吧？”
“我跑一趟她大伯家，这荣誉不能耽误。”
一个多小时后，老村长喘着气跑回来，攥着张纸条：“问到了！”
老村长拨通电话，免提音响起，嘟声格外清晰。
“喂，阿秀。”
“哪……位？”女声清脆，带着警惕。
“你叔，李赶生。”
“哦，叔。您咋知道我电话？”
“你大伯那儿问的。”老村长语气如常，“县里评你当‘脱贫致富带头人’啦！后天九点，镇上大礼堂，戴大红花，跟那年‘三八红旗手’一样光荣！”
“啥带头人？没听说。”语气犹豫。
“今年头一回。县里定的，表扬你捐钱修路。你得来。”
“哦，看情况吧，最近忙。”
“那你先忙，记着后天九点！”
“等等……叔，你旁边还有人吗？”
老村长挂了电话。
离开村委会，姜晓低声问我：“李阿秀会不会再打来？”
“李主席亲自带队下村通知，正常得很嘛！”
李薇听了，笑了笑。
表彰会当天，大礼堂人头攒动。主席台坐着领导，台下第一排是带头人座位。我们坐在后排，盯着那十一个姓名牌。十个都坐满了，李阿秀的位子还空着。
李薇致辞完。孟书记开始念名，每念一个就有一人上台，念到第八个，我竟看见秦局坐在那空位上，一脸失望地看着我。
“看！”姜晓拽我袖子，“穿米色风衣的女人坐下了！”
我回过神来，锁定那个背影，低声道：“盯死她，一秒都别放过。”这人尤其狡猾——入场时我在停车场见过她，坐在一辆黑色桑塔纳里，司机戴着鸭舌帽。
孟书记第三次念“李阿秀”，她才起身走上主席台，脸上露出得体的微笑。
在曲靖警方支援下，侦查、蹲守、研判……碎片逐渐拼合：李阿秀和情人凯子住东郊。凯子真名陈凯，呼马镇人，干过运输。张长生，绰号二猫子，呼马镇人，游手好闲，住城北棚户区。李英和朱彪是夫妻，住南郊，早年从呼马镇肉联厂离职，李英曾是出纳，朱彪是化验员。该团伙每月底聚会一次，地点由李英临时通知。
收网日定在聚会当天。7月23日中午，暑气正盛。技术手段确认地点在麒麟区阿妹酒楼。该团伙可能持枪，紧急战前部署会立刻召开。
严盼手机震个不停，他看了一眼，眉头微皱。
“怎么？”
“没……没事。”
“非常时期，关机。”
阿妹酒楼二楼包间，李阿秀一伙酒足饭饱。
我带人冲进去：“警察！双手抱头！别动！”
杯盘狼藉的桌边，五张脸瞬间惨白。李阿秀嘴里的牙签掉了；凯子刚摸出烟盒，手一抖落在地上；李英和朱彪抱头蹲下。二猫子眼中凶光一闪，钻到桌底。
“拦住！”我大喊。
二猫子手脚并用爬向窗户，半个身子已探出去。姜晓几个箭步，拽住二猫子外套。二猫子返身一脚，姜晓捂着腹部踉跄后退。二猫子的手随即往怀里掏。
“小心！”严盼扑过去推开姜晓。
两声枪响。
严盼身体一震，捂住脖子倒下去。
我们同时开火——二猫子在弹雨中抽搐着倒地。
“严盼！”我压住他脖子，血从指缝涌出，浸透衣领和防弹衣。
救护车到时，严盼已没了意识。他未婚妻张芳赶到医院，颤抖着打开他手机——屏幕亮起，震动不断，是未接来电和信息的提示。最新一条信息：爸心脏手术，急需签字，速回！严盼是单亲家庭。未接来电和信息都来自张芳。手机壁纸是他们的婚纱照，两人笑得很灿烂。张芳哭晕过去，姜晓扶住她。那一刻，张芳脖子上的白水晶项链格外刺眼。
姜晓两眼红肿。打字员小王敲键盘的声响常常间断。后勤老赵桌上的绿植也蔫了。我把情绪压进卷宗，反复翻看。
秦局把我叫进他办公室，倒了杯水：“高哲，审讯让刑侦队先上。”
“不。”我猛起身，带翻杯子，水泼了一滩。
“这是命令，你现在不适合接触嫌疑人。”
我攥紧拳头，脑海里闪过严盼倒在血泊里的画面。
接下来几天，我对着白板上的关系图出神。黑皮小本锁在抽屉里，上面的记录在我脑子里翻腾。
审讯僵住。李阿秀等人口径一致，除了老夫妇闺女那桩拐卖案，其余一概不认，威胁纸条全推给二猫子，说是二猫子背着他们独干的。从二猫子住处提取的字迹证实，纸条确实是他写的。按现有证据，他们只构成一桩拐卖儿童罪的从犯，判不了几年。我攥紧黑皮小本，指节泛白。
天亮了，烟灰缸堆满烟蒂，我拿起整理好的材料守在楼口。
秦局刚上楼梯，我迎上去：“有新思路。”
“一宿没睡？”他看看我，“办公室里说。”
听完我的分析和方案，他翻着黑皮小本，说：“上，你上。”
我出了门，快步走到姜晓桌旁：“上，我们上。”
姜晓的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到严盼空了的办公桌上，噙起泪。窗外，晨光渐渐突破云层。真正的较量，刚开始。
审讯室的灯光冷白。
李阿秀嘴唇干裂，疲惫不堪。她瞟了我们一眼，又摆出那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我们拿她没辙。我不拍桌子也不吼她，只摊开精心整理好的本子一条条地念。
“1986年1月15日，男孩，昆明西河村，5500。”
“1985年6月8日，男孩，楚雄秧田冲，5000。”
“1987年12月21日，女孩，曲靖李家凹，5000。”
……
每念一桩，她的表情都有所变化，越来越紧张。念到第六桩时，她哽咽一声，欲言又止。我合上本子，盯着她：“同伙都交代了，现在只是向你核实。你非要这么熬着？”她别过脸，沉默不语。我翻开本子继续念：“1985年2月……”
“别念了。我……我全交代。”
一天一夜，她交代了十五桩，包括黑皮小本上的八桩。说到其中两桩时，她低头看着手铐，声音低落：“一男一女，我和凯子生的，图发财，卖了八千八百八十块。那时候，这笔钱够盖两层砖房。凯子数着钱叫我生，继续生，别停。可是……再也生不出来了。”
之后两天没提审她，她在监室里走来走去，心神不宁。
第三天清早，我们又把她押回铁椅子上。她垂着头，一副无辜模样。
“聊聊王树财吧。”我说。
她愣怔了几分钟，说：“1988年夏天，西双版纳的打鼓寨。二猫子踩的点说是个男孩。我钻进芒果林，只看见个女孩，头发乱蓬蓬的，正在追蝴蝶。管他呢，撞上了就是钱。我往她嘴里塞了颗糖，哄她：来追我呀，追上了再给你一颗。她跟我跑到一处洼地，药劲上来，软倒在草丛里。我抱起她就跑，凯子在不远处接应。凯子抱着孩子跑没影了，一男一女追上我。男人背着个男孩，问我看见个小孩没有。我摇头。女人一把抓住我胳膊，红着眼说：你肯定看见了！女孩！四岁！叫芒果！穿阿哥的背心。男人见我的衣袖被扯破，赶紧拉开女人。女人疯了似的坐在地上哭嚎。男孩也哭起来，说他没看好妹妹。那哭声……像我生的那个男孩。”她沉默片刻，语气变强硬，“人穷疯了，心就死了，有钱才有脸面。回到出租屋，二猫子骂我搞错了人，凯子当场跟他打起来。李英和买家碰头回来说，人家死活不要女孩，价钱对折也不要。之前有个女孩也是这样，被凯子用湿毛巾捂死，埋在了荒山。我突然想起老家的王树财——我哥出车祸那年，他来灵堂前拉我到一边，搓着手问：听说你有娃子的门路？他那眼神，是个活的就行。我板着脸告诉他：别听别人瞎说，伤天害理的事做不得，做了要掉脑袋的。他耷拉着脑袋走了。李英立过规矩：宁拐熟人孩子，不卖孩子给认识的人。我提了一嘴王树财。李英想了半天，点了头。”
“怎么和王树财接上头的？”我问。
“给我口水喝。”她舔了舔嘴唇。
姜晓倒来温开水。她举起口缸，一口气喝光。
“那个年头电话稀罕，政府部门才有。我打扮了一下，走进打鼓寨这边的政府部门，没一个拦我。二楼，找到间有电话的办公室，里头坐着个秃顶男人，在看报纸。我敲敲门。他问：找谁？我凑到他对面，俯下身说：大哥，我从昭通来贵地做生意，家里有急事，想借你们电话打回去。他往我领口瞟，喉结动了动：打，尽管打，为人民服务嘛！我看清他的工作证，叫韦良，办公室主任。昭通老家那边的电话号码，是那年去领‘三八红旗手’时偷抄的一个办公室的。拨通后，我说：我是上坝的李阿秀，帮我找下下坝的王树财听电话。我是他侄女，人在外地，有人命关天的事。那边答应了，叫我两小时后再打来。挂断电话，韦良说：小妹，坐下来慢慢等，两小时比你的裙子还长哦。他起身反锁了门，眯笑着走过来。我给他让出椅子，他坐下时将我捞到腿上，手就伸进来……”
姜晓停下笔，指节叩着桌面：“李阿秀！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
李阿秀坐直，把话头收回来。
“两小时后，王树财接的电话，破锣嗓子喂喂喂。我用方言说：有个不带把儿的。王树财不问我是哪个，只说：成！成！成！我随口报价五千。他一口答应。我告诉他：一周后的夜里，上下坝界口的老槐树下。为这桩买卖，李英准备了一床红背被、两个黑布袋——小的装干粮、雨衣什么的，大的专门装孩子。朱彪把大号针筒和两瓶东西交给凯子说：新调制的迷魂小米粥，吸满一针筒往嘴里打，不哭不闹饿不死。汽车上人多，我背着孩子，有动静就哄：喝药药，病好好。这时凯子就给孩子打小米粥，旁边人都不太在意。我背不动了换凯子背，小米粥由我来打。另外一趟车，我正给孩子打小米粥。售票员突然说：呀，这孩子瞌睡真好，终于醒了！我魂都吓飞了，赶紧推针筒，舌头打结：断……断奶期……容易生病……喂药。孩子被呛得嘴角冒沫，售票员拿纸帮她擦。走山路，凯子把孩子装进大布袋里拎着。上了坝，天麻麻亮，我们躲在我家老宅等天黑。晚上的雨越下越大，砸得石棉瓦噼啪响。我让凯子装好孩子，叫他待在屋里别出门，我一个人去就行。他问为什么。我说少个人少份暴露，其实是怕他知道真实的价钱。我穿上雨衣，拎着大布袋摸到上下坝界口。手电光一晃，老槐树下蹲着个黑影，一动不动，不知道是不是王树财。放下布袋，熄手电，说：验货。黑影晃过来摸索一阵，布袋里传出哭腔，王树财的破锣声才响起：好！好！活的就好！盼了七天七夜了！他塞给我一包东西，厚厚一摞。我掉头就走，一刻没停。回到老宅，一道道闪电照亮屋子，凯子和衣靠在床头，像是睡着了。我掏出小本子，打着手电记下王树财。数着钱，凯子蹿过来搂住我的腰，我一惊，钱什么的掉到地上。他说：秀儿，他们知道了非宰了你。我转过身用嘴堵住他的嘴。我们冒雨离开王家坝。走着走着，我心口一凉，说：小本子不见了！我要折回去找，凯子拉住我说：肯定挨大雨冲走了，省得替你提心吊胆。我拿不准小本子掉在路上还是老宅，但他难得说这样贴心的话，心里的不安便散了。”
“小本子那么重要？”姜晓停下笔问。
“上面记着八个孩子的信息，我已经交代过了。”
“后来呢？”我问。
“回到西双版纳，我只上交三千给李英。朱彪夸我干得漂亮，二猫子闷声蹲墙角，李英反倒多塞我两百。半年后，路过那个政府部门，我鬼使神差地拐了进去。一个年轻人把我拦在楼口问：同志，您有什么事？我说：找韦良，我哥。年轻人寸步不让：对不起，他不在这里了。我一瞥年轻人的工作证——办公室主任。我找了个借口溜了。”
李阿秀说完，长吁一口气。
“啪！”我把黑皮小本往桌上摔。
李阿秀一哆嗦，瞪着小本，脸色煞白，陷入沉思。
姜晓合上记录本，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关于“9·25”袭警夺枪案，李阿秀一伙人的叙述平静而冷漠。他们说：二猫子说有支枪，走遍全国都不怕。二猫子踩了三天的点——朱警官每晚九点左右经过那段巷子。凯子在巷尾，朱彪在巷口，有人路过就吹口哨。李阿秀认识朱警官，和朱警官搭话。二猫子摸到朱警官身后，抡起螺纹钢往后脑砸。砸不动了，他才把螺纹钢扔进阴沟。
李阿秀一伙人的供词汇成一片罪恶的清单。从1985年楚雄山村那个售价五千元的男孩，到2000年昆明那个被二次拐卖后留下威胁纸条的女孩。十五年间，李阿秀和李英能说出每个孩子的价码、时间和地点，唯独记不清他们的模样。或许，她选择遗忘。
专案组分赴三省。姜晓带队，在贵州一个山坳里找到一名十六岁少年，养父母老实巴交。道明来意，少年看看民警，又看看养父母，摇着头说：你们认错人了，我在山里长大。相似场景在各地重现。有的孩子已随买家迁走，音讯全无；有的虽被找到，却在新家的安稳中遗忘了血缘。每一次找到背后，都是一场骨肉分离。我们打破了平静，却未必能还他们圆满。旧案未结，新案又至。昨天，一对年轻夫妻报案：七岁独生子放学途中失踪，书包丢在路边草丛。
三个月后庭审。李阿秀、凯子、李英、朱彪站在被告席。公诉人念到他们拐卖包括亲生子女在内的十九名儿童——其中陈凯用毛巾捂死一名哭闹女童时，旁听席爆发出痛哭与咒骂。法官宣判。他们一直埋着头。直到“死刑，立即执行”掷地有声，李阿秀才抬头，目光在旁听席扫了又扫，最终垂下头。
当日下午，我和姜晓去了墓地。山风微凉。姜晓把一束白菊放在严盼碑前，轻声说：“结束了。他们都付出了代价。”照片上的严盼，笑容清澈。想起他牺牲前一周，他把我拉到一边，掏出手机滑动屏幕，眼睛发亮：“头儿，这张主桌给你留着，你是我们的证婚人！”
回到局里，我将证物装袋、贴封。夕阳透过百叶窗，在档案柜上切出明暗条纹。结案报告垒在一旁，另一边是待启的新案卷。
夜深了，我刚走出市局大门就看见那对老夫妇，站在路灯稀薄的阴影里。
“高警官！”大爷颤巍巍迎上来，一把抓住我胳膊，手劲很大，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看了报纸……他们都判了。我们有罪，愿意担责。可是……那孩子……她的亲爹亲娘……怕是眼睛都哭瞎了。”
大娘从布包里掏出叠得整齐的衣服。最上面是条裙子，装饰的亮片掉了不少，每一片都在反光。
“从家里穿来的。”大娘反复抚着布料，“她说穿上它……跑起来像花仙子……像……”大娘喃喃着，大爷松开手，两双浑浊的眼睛里涌着悔恨与哀求。
“继续找，”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夜风里，“绝不放弃。”
送走他们，我步入长夜，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又缩短。
掏出手机，点开严盼的对话框——他还在规划着那场永远办不成的婚礼。
我收起手机，大步前行。
有些寻找，没有期限。有些终点，终将抵达。
王树财
2001年11月5日傍晚，夕阳落在西山梁子上，警笛惊起一群归巢的鸟雀。
我正在修补鸡舍，嘴里衔着铁钉，手握羊角锤。低矮的土墙外，村长带着肖所长和四名警察脚步匆匆，后面跟着不少乡亲和孩子。院门被猛地推开，鸡扑棱一惊，我也惊，锤子掉在脚边，铁钉散落一地。
雅香和杏儿从屋里冲出来。杏儿穿着红色碎花袄，一下子躲到雅香身后，揪住雅香衣角，小脸煞白。我望着她们，心里又沉又乱，抬手去摸杏儿的头，手腕却被手铐铐住，冰凉刺骨。
“不——！”雅香扑上来时被一名女警拦住。
“求求你们别抓他！”雅香的头发散开，遮住脸，声嘶力竭，“他把杏儿当亲女儿，杏儿是我们的命……”
肖所长别过脸，低头点了支烟。
两名警察押着我往村头去。这条路我走了半辈子，稳健的步子此时却步步发软。我笨拙地坐进警车，车门重重关上。透过车窗，我看见陈雅香瘫坐地上，杏儿跪在一旁，她们都在哭，声音沉闷。警笛响起，车开动，熟悉的面孔、土地和天空越来越模糊。我蜷缩着垂下头，闭上眼。脑海里浮现那个雨夜、大布袋里的小孩、五千块钱……“人贩子”这三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心上。
四个月后，雅香、王树清和翠萍来探视。隔着布满划痕的防爆玻璃，他们的脸有些模糊。雅香瘦了很多，眼窝深陷。她给我带了棉袄和秋裤。我踮脚张望，不见穿碎花袄的小身影。雅香嘴唇动了动，低下头哽咽。
王树清说：“孩子脾气倔，过一阵就好了。”
“怨我，都怨我。”我喉咙发干。
雅香的额头突然抵到玻璃上，直至探视时间结束都没说话。我被押走时回头，她还那样抵着玻璃，肩膀颤抖。
案件很快审结。我犯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陈雅香作为从犯，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因患肺结核，监外执行。
从看守所转入监狱，登记、按手印、剃光头，换上灰蓝色囚服，背上印着“昭通监狱”，胸前是编号：3403。那一刻，我失去名字、过往，被扔进另一个世界。牢房狭窄，长不到十步，宽不足两步。日光灯照在墙上，油漆反光、污渍狰狞。十个犯人挤一间，空气稠浊，霉味混着尿臊味。投向我的目光，有麻木、探究，更多的是不善。
“犯什么事？”上铺的刀疤脸问。
我坐到他下铺，没出声。
他拍响床板：“谁让你坐了？”
我站起来，声音很小：“买……买孩子。”
“绝户头买香火买到这儿来了！”角落里的瘦子冷笑道。
刀疤脸跳下床：“去，快去把尿槽刷干净。”
我听得一头雾水，愣着没动。六七个人围上来对我拳脚交加，我抱头蹲下时眼前闪过杏儿的眼睛。刀疤脸掐住我脖子，抵到墙上：“第一，新鬼没来之前你就是这儿的尿槽官。第二，敢站着撒一滴尿就敲碎你膝盖。第三，记住没有？”我被他掐得眼泪直流，说不出话，只能拼命眨眼。
“孬种！”他朝我脸上啐了一口，把我摔到床铺上。
刷完尿槽，监室已熄灯。我躺上硬板床，听着此起彼伏的鼾声，想起田间蟋蟀和青蛙的叫声、想起伯父家的院子、想起杏儿数杏叶的样子、想起雅香坐在门槛上看书……
采石场的劳动繁重。抡锤，手心磨出血泡；扛石，肩头快要散架；那汗水，混着石粉流进眼睛，辣得睁不开。牢饭粗糙，青菜发黄，水煮茄子一顿不落，汤里偶尔漂着几小片肥肉。我机械地吞咽，裤腰一天比一天松垮，囚服空荡荡的。每天放风二十分钟，天井的天空被铁丝切成网状，鸟雀叽叽喳喳，穿梭其间。有一次一片羽毛飘落，我盯着它落到我脚边，直到被狱警呵斥。
一年后，平常的下午，放风时间。
“王树财。”管教叫。
我愣了一阵才想起自己名字，立正道：“到！”
管教递来一个拆开的牛皮纸信封：“家里来信了，识不识字？要不要人念？”
“报告政府，识点，不用麻烦。”我接过信封。
管教指指监区角落：“去那边看。”
角落里有棵香樟树，栽下不久，枝叶萎靡。我攥着信封，脚步沉重，蹲在树下，背靠树干，深吸一口气，抽出信纸——带格，字迹工整。
爹，您还好吗？
眼眶一热。
娘坐在我旁边看着我给您写信。
我上初三了，上学期考了全班第一，奖状贴在您床头那面墙上，等您回来就能看见。
那面土墙，我用旧报纸裱糊的，上面又多了一张红底金字的奖状。
娘给我煮了十个荷包蛋，可香可甜了，我一口气吃完。地里的活您不用担心，叔公家抢着帮忙干呢。我也不赖，插秧、薅草、点豆麻利得很。爹，您只管保重您的身体。
杏儿第一次下田，两只小腿陷泥里拔不出，急得哇哇大哭。我站在一旁偷笑，挨雅香臭骂一顿。
娘说了，等您回来帮她劈一屋子柴，不许偷懒哦。我呢？等着您回来给我摘最大最甜的杏子。您还记得吗？小时候您扛着我边摘边吃了好多，您怕我闹肚子叫我喝“藿香正气水”，我嫌苦硬是不喝，结果啥事没有！
记得。你一个劲地吃，小嘴撑得鼓鼓的，汁水顺着嘴角流到我头顶，把我的头发黏得梳不开。
爹，您别怪自己，听政府的话，好好改造，我们等您回家团圆。
我摩挲着这行字，微微凸起。
爹，您和娘疼我护我，从来没骂过我。杏儿不恨您，只想您念您，梦里全是您。娘说了，她也是一样的。
我揉揉眼：不恨我……这个我买来的孩子，说不恨我。
爹！纸短话长，我最想说的就是：保重身体！杏儿永远是您的女儿。
想您的杏儿
念你的雅香
2003年2月19日
一阵风袭来，信纸在抖，我的手跟着抖。我一遍遍读，把每个字刻进心里。
一片枯黄的香樟叶打着旋，落在我头顶，又掉到地上。我捡起叶子捻着，仰起头，看见许多嫩芽。"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8038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