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梅五点半醒的。天还黑着，灶间没有开火。
她先把被子叠好，褥子拉平，手伸进枕芯底，摸出那把西屋钥匙。钥匙在掌心躺了一会儿，凉的。她把它搁在窗台上，钥匙朝下，像埋进土里。然后蹲到柜前，一件一件往包袱里放东西：存折，结婚证，回执，最后是那张纸片。纸片是昨晚用铅笔头抄的，字歪，但数目不敢错，三百、五百、空白，一笔一笔都对得上。纸片背面原本记着西屋钥匙的位置，那行字昨晚被她划掉了。结婚证的复印件留在柜头，纸边卷了角，像一本翻旧的书。
出门时，门槛外一地烟头，深深浅浅，有的还剩半截烟屁股。建军那辆货车已经不在了，院外的车位空了。昨晚他那句话她还记得，站在堂屋门口说的，声音闷闷的：“三十天到了，我送你去县城。”她没接话。现在想，那话要三十天以后才能知道真假。
她蹲下去，把烟头一只只捡进簸箕，倒进灶坑。做完这事她说不清为什么，就是不想让周家门外头堆着这些东西。王桂芝的房门关着，没有响动。李雪梅在院里站了一会儿，听见自己的呼吸。她拎起包袱，出了院门，没回头。
七点的班车，四十分钟到县城。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在一栋灰楼二层，一楼大厅里，结婚那边排着长队，红喜字贴了满墙；离婚这边三张长椅，只坐了她一个人。她在那排红喜字上多看了半眼，移开，把目光落回手里的号。
轮到她时，柜台里是个烫短发的中年女人，戴着老花镜，翻了翻她的材料，头一句话：“离婚协议呢？”
“在家，没带。”
“那不行。协议、户口本、结婚证、双方到场，少一样都不受理。”短发女人摘了眼镜，又翻了翻，“你们这结婚证就一本？”
“领证那年就发一本。”
“那是老黄历了。补证得双方到场，还要登报声明，一个月能走完都算快。你三十天冷静期从今天算？”李雪梅点了点头。“那这条线紧。冷静期满后三十天到四十三天之间，双方必须同时到场，到期缺一个，作废。你证还没补利索，日子怕是不够。”
李雪梅把回执抽出来，又看了一遍。昨晚她把这行字誊在纸上，今天听人讲出来，才尝到它咬人的地方。“缺的表在哪儿领？”
“马路对面复印店，两块钱一张。”
她下楼，穿过马路，花两块钱买了一张表，蹲在复印店门口的台阶上填。街口早点摊的蒸笼冒着白气，酱香饼的味儿飘过来，她才想起从昨晚到现在空着肚子。买了一角饼卷着吃完，指头上的油在裤腿上抹了抹，回去重新排队。
再轮到她，短发女人把表收了，头也没抬：“材料先收着。记住了，一个月后，俩人得来。”李雪梅说她知道。
她走出大厅，在楼梯口站了好一会儿，手心全是汗。建军在不在那两个人里头，她拿不准。拿不准的事，先按他来不了算。
从民政局出来，她顺着车站那条路往南走。粉场在城南关，去年跟建军送红薯来过一回，路还记得。一条土路进去，两侧晾粉条的架子白花花排到院门口。老板娘蹲在院里洗土豆，听见脚步声抬头，看见她，手里的土豆在围裙上擦了一下：“建军媳妇？”
李雪梅应了一声，顿了一下，没纠正，把话挑明：“我跟建军办离婚了，今天开始是冷静期。想在县城找个落脚的地方，你这儿住得下吗？”
老板娘看了她好几眼，目光在她眉眼上多停了一秒，像在认什么东西。“离婚？周家那个闷葫芦肯放？”
“是我自己要走的。”
老板娘没再多问，领她进仓库，腾出一间隔屋。屋里堆着几袋红薯，靠墙一张窄床。“地方不体面，能住。”
“能住就行。”
李雪梅放下包袱，弯腰铺床。褥子是老板娘从柜底翻出来的旧褥子，边角磨得发亮。她接过来自己铺平，又从包袱里摸出那张纸片，翻到背面，铅笔头填上去四个字：城南关粉场。然后压到枕头底下。昨晚在西屋，纸片塞在枕芯里躲了一夜。今晚，压在纸片底下的是她定下来的床。
“房租咋算？”她直起腰。
“一个月八十，押一付一。”
“行。”
她从怀里摸出存折，纸皮焐得发软。翻开，指尖划过那串数字，在取款栏停了一瞬，就一瞬，没多停，划出一百六，夹着递过去。老板娘接过去数了两遍，低头看收据。李雪梅接了，在名字那栏落笔，圆珠笔尖用力过猛，纸面戳出一个小洞，墨水洇开一小团。她没管，把名字写完。
老板娘收回收据时看了一眼那个洞，没提，转身往外走，到了门口撂下一句：“晚上我在账房吃饭，你过来搭把手。”
账房在仓库东头，一张旧桌子，一盏灯泡从房梁吊下来，光把满桌的票据照得发白。老板娘舀了两碗杂粮粥，一碟腌萝卜，两人隔着桌子坐。
李雪梅把一碗粥吃得干干净净。老板娘看着她放碗的动作，心里那杆秤偏了偏。周家这媳妇，进门这些年她见过几回，回回都低着头站在王桂芝后面，像一道影子。今天这影子自己走出来了。不哭不闹，饭照吃，是个能撑住事的人。周家那点旧事，今天怕是瞒不住了。
李雪梅搁下碗，从衣兜里摸出那张纸片，放在桌面上：“大姐，这上面的字，你认得吗？”
老板娘放下筷子，就着光看了一眼：“纸边有铅笔灰。字抄得板正。三百、五百，周家老头那笔账吧？”
“我在他家西屋看见一张欠据，字看不清，数目是这几个。”李雪梅说，“抄了一份，想带上县里打听。”
老板娘这才伸手，把纸片拿起来翻看，又从手边那摞票据里抽出几张，推过来：“你拿这个比一比。”
李雪梅把欠据和票据并排放着。那些铅笔字抄的时候她没敢漏过一笔，这会儿放一起，撇捺的走向、勾头的角度，全是一个劲儿往右倒。她后背的汗毛竖了起来。
“这张是周老头赊粉料打的条子。他死前两年过来赊一车粉条，说开春算账。”老板娘的手指搁在条子落款上，“没算。人也没了。”
灯不太亮。李雪梅看见老板娘的手指在落款那个名字上停了一拍。
“周望春。”老板娘把这名字念出来，像念一个不相干的人，“这账我等了五年，没等到人来还。”
李雪梅把条子放回去，把自己的纸片收起来，叠好，塞回衣兜。院里晾粉条的架子在暮色里白成一片，她看了好一会儿，什么都没说。
老板娘把半碗粥喝完，端着碗站起来，走到门口时回头：“对了，前几天也有个人来打听周家的账，问得细，连哪年的都问。”
李雪梅攥住衣兜：“什么人？”
“一个男的，穿得挺体面，说是周家远房。”老板娘想了想，“我看不像。远房的亲戚，不会连周老头死前在哪家医院看病都打听。”
话音落，人出了门，声音顺风飘回来：“不管是谁，这账不能烂在我这儿。”
李雪梅坐在账房里没动。夜风灌进领口。她回到隔屋，从枕底下抽出纸片，就着窗外的光，在“城南关粉场”底下又添了一行字。铅笔头顿了顿，还是落了下去。
三个字，周望春。
她把纸片压回枕底，躺下，盯着黑漆漆的房梁。
今年第一天，还剩二十九天。"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801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