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起案子，3月12日。第二起，3月19日。第三起，4月1日。第四起，4月14日。
他盯着这四个日期看了很久，然后把笔尖抵在纸面上，写下间隔天数：7，13。他停了一下，又在后面补了一个数字：21。
斐波那契数列。7加13等于20，不对。他重新算了一遍，第一起和第二起之间隔了7天，第二起和第三起之间隔了13天，第三起和第四起之间隔了13天——不对，4月1日到4月14日是13天。他皱起眉，把第三起和第四起的日期反复看了几遍，又翻出卷宗里的案发时间记录。
4月1日晚上十一点到4月14日凌晨两点，中间隔了12天零3个小时。如果按完整自然日算，是13天。但如果按小时精确计算，是12天又3小时。他咬了咬笔帽，在纸上写下两个数字：13，12.125。这两个数字之间没有明显关系。
他放下笔，把椅子往后推开，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帘没拉严，缝隙里透进来一截路灯的光，在墙面上拉出一道斜长的影子。安全屋在四楼，楼下是一条窄巷，对面是一排商铺的铁皮卷帘门，全都拉下来了，只有一家小卖部的灯还亮着，门口坐着个穿棉袄的老头，低头看手机。
程砚转身走回桌边，重新看那四个日期。3月12日到3月19日，7天。3月19日到4月1日，13天。4月1日到4月14日，13天。他盯着第三和第四起之间的数字，忽然想到一种可能——如果“建筑师”计算间隔的方式不是自然日，而是工作日呢？
他迅速在纸上列出来：3月12日是周一，3月19日是周一，4月1日是周一，4月14日是周日。不对，4月14日不是周一。他重新算，3月12日到3月19日，中间隔了5个工作日。3月19日到4月1日，隔了9个工作日。4月1日到4月14日，隔了9个工作日。5，9，9。不是斐波那契。
他把纸揉成一团，扔进桌角的垃圾桶。垃圾桶里已经堆了七八个同样的纸团，都是他今晚算废的草稿。他伸手去拿水杯，发现杯子已经空了，杯底留着一圈干涸的水渍，边缘泛黄。
“你还在算？”
韩乐的声音从门口传来。程砚没回头，把杯子放回桌上，说：“第三起和第四起之间的间隔不对。”
韩乐走进来，手里端着一杯速溶咖啡，头发乱糟糟的，眼睛下面挂着明显的青黑。他看了一眼桌上摊开的照片，又看了看垃圾桶里的纸团，说：“我昨晚用脚本跑了一遍所有已知案件的时间戳，包括那些没公开的。”
程砚转过头看他。
韩乐把咖啡放在桌角，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打印纸，展开铺在照片旁边。纸上是一串时间数据，用红笔圈出了几个点。“我按你之前说的‘序列’思路，把所有案件按发生时间排序，然后算相邻间隔。前四起是7、13、13，但第五起——就是上个月那起仓库案——间隔是21。”
程砚的视线钉在纸上那个“21”上。
“7、13、13、21。”韩乐用手指点着那串数字，“我一开始也以为不是斐波那契，但后来我换了个算法。如果从第二起开始算，7加13等于20，不是21。但如果从第一起算，7加13等于20，再加1——那个1可能是案发时间精确到小时后的误差。”
程砚没说话，伸手把那张纸拉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几秒。然后他拿起笔，在纸的空白处写下一行算式：7+13=20，20+1=21。他停了一下，又写：13+21=34。
“下一案间隔34天？”韩乐问。
“不是。”程砚放下笔，把纸转了个方向，推到韩乐面前，“如果间隔是7、13、21，那下一案应该在21天后。从仓库案那天算起，今天是第几天？”
韩乐掏出手机翻了一下日历，说：“仓库案是上个月17号。今天是这个月8号。中间隔了……21天。”
程砚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刮出一声短促的尖响。他走到墙边，墙上贴着一张本市地图，用红色图钉标着每个案发地点。他伸手按在地图上，手指从仓库案的位置滑到市中心，停在一栋灰色建筑上——市档案馆。
“三天后。”他说，“如果按21天算，下一案在三天后。”
韩乐走过来，站在他旁边，看着地图上那个位置。“市档案馆？那里有什么？”
程砚没回答。他的视线落在地图右下角一行小字上——市档案馆，建于1998年，存放全市历年刑事案卷原始档案。
20年前的旧案卷宗，全在那里。
苏晴赶到安全屋时，程砚已经把地图收起来，换了一张白纸铺在桌上，上面画着档案馆的平面图。他画得很细，连走廊尽头的消防栓位置都标了出来。苏晴站在桌边看了一会儿，说：“你确定是三天后？”
“按序列推算，是三天后。”程砚没有抬头，铅笔在纸上补了一个窗户的位置，“但‘建筑师’不一定按我的推算走。”
苏晴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露出里面的警用衬衫，袖口卷到小臂中间。“我今晚带队过去布控，先熟悉地形。”她顿了一下，“但赵铁柱那边，可能不会批太多人手。”
程砚终于抬起头，看着她：“你跟他提了？”
“提了。”苏晴走到窗边，拉开窗帘一角，往楼下看了一眼，“他说最近市里有专项行动，警力紧张，最多给我四个人。”
“四个？”
“四个。”苏晴放下窗帘，转过身来，“他说如果三天后没有动静，就撤回来，不要浪费警力。”
程砚没接话，低头继续画平面图。铅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细碎的沙沙声。韩乐靠在门框上，喝了一口已经凉掉的咖啡，说：“四个就四个，够了。”
苏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当天下午，老周给程砚打了个电话。程砚接起来，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老周的声音传过来：“档案馆的事，我听说了。”
程砚没问他是怎么知道的。老周在痕检科干了三十年，消息渠道比任何人都多。他握着手机，等老周继续说。
“我联系了两个人，以前在痕检科跟我搭过班的，退休好几年了。”老周的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里隐约有排风扇的嗡嗡声，“他们愿意过来帮忙，不用局里的编制。”
程砚沉默了一下：“赵铁柱知道吗？”
“他不知道。”老周说，“我也不打算让他知道。”
电话挂断后，程砚把手机放在桌上，盯着屏幕看了几秒。屏幕暗下去，映出他自己模糊的脸。他想起老周暗房角落里那台录音机上贴着的标签——“麻雀”。
三天后的晚上，档案馆门口的路灯亮了一盏，另一盏在傍晚就坏了，没人修。苏晴带着四个人分散在周围，两个在正门对面的便利店里，一个在后巷的垃圾站旁边，还有一个坐在档案馆台阶上，装成等公交的夜班工人。程砚和韩乐待在两百米外的一辆面包车里，车窗贴着深色膜，仪表盘上的时钟跳动着数字。
十一点四十分。档案馆大门紧闭，门口连个保安都没有。韩乐盯着笔记本电脑上的监控画面，说：“周围五百米内没有异常移动。”
十一点五十五分。苏晴通过对讲机低声说：“正门没有动静。”
十二点整。档案馆门口的灯突然闪了一下，然后灭了。
韩乐猛地坐直，手指在键盘上敲了两下，调出档案馆门口的监控画面——画面黑了一秒，又恢复，但门口多了一样东西。
一封信。
白色的，普通信封，放在台阶正中间。
苏晴从便利店里冲出来，跑到台阶前，蹲下，没有直接碰那封信，先用手电筒照了一圈周围地面。程砚从面包车里下来，快步走过去。韩乐跟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个取证袋。
苏晴用手电筒照着信封正面，上面没有收件人，没有邮票，只在正中间用黑色签字笔写着一行字：“程砚收。”
程砚蹲下来，戴着手套，小心地把信封翻过来。背面没有封口，只是折了一道。他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A4纸，纸面平整，没有折痕，上面用打印机打着一行字：
“你算错了，程砚。第三具尸体已经在你身边躺了三天。”
程砚盯着那行字，手指捏着纸张边缘，没有动。苏晴站在他旁边，也看到了那行字，她抬起头，看向程砚的脸。路灯灭了，只有韩乐手机屏幕的光照过来，在程砚脸上投下一层冷白色的影子。
程砚把纸折起来，塞进外套内袋，转身朝面包车走去。苏晴跟了两步，喊他：“程砚——”
他没停。韩乐站在原地，看着程砚的背影，又看了看苏晴，低声说：“他说‘身边’。”
苏晴没接话。
程砚回到安全屋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二十分。他没有开灯，直接走到卧室门口，伸手拧开门把手。门开了，屋里一片漆黑，只有窗户透进来一截路灯的光，落在地板上。
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视线扫过床铺、书桌、椅子，最后停在衣柜上。衣柜门关着，但门缝里夹着一截衣角——深灰色的，不是他的衣服。
他走过去，拉开柜门。里面挂着他的衣服，左边多了一件外套，深灰色夹克，面料是某种粗糙的混纺，袖口有一块深色的污渍，像是干涸的血迹。
程砚站在衣柜前，盯着那件外套，没有动。窗外传来一阵风声，吹得窗户玻璃轻轻震了一下。他伸出手，捏住外套的领口，把衣服提起来。口袋里鼓着什么东西。
他伸手进去，摸出一张身份证。照片上的人他认识——张伟民，三年前“编号案”里被他误判入狱的那个人。身份证上的照片被人用红笔圈了一圈，旁边写着一行小字：
“替罪羊。”
程砚握着那张身份证，站在原地，手指慢慢收紧。门外的走廊里传来韩乐的声音，隔着门板，听起来很远：“程砚？你没事吧？”
他没有回答。"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7839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