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欠了江楠的人情。
我要趁着暑假前，还给她。
刚好、江楠的生日是七月四号。
上星期我去她桌上借订书机，她的学生证摊在桌上，正面朝上，照片旁边印着一行小字：出生日期，2002年7月4日。我看了一眼，把订书机拿走，还回去的时候学生证还在原处，我又看了一眼。
确实是七月四号。今天。
江楠早上起来跟往常一模一样——七点起床，洗漱，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坐在书桌前翻那本永远翻不完的法学教材。
我盯着她的后脑勺看了好几秒，短发别在耳后，露出一小截白皙的后颈，脊背挺得很直，像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那样不动声色。
她没看手机，没接电话，没收到任何生日祝福。没有人知道今天是她的生日。江楠似乎也不打算让任何人知道。
我坐在自己床上，盯着她的背影，脑子里转过好几个念头。她没提，说明她不想过。但是万一她其实在等人说“生日快乐”呢？
万一她等了一整天，结果谁都没说，晚上熄灯之后一个人躲在被窝里——
不会。江楠不是那种会躲在被窝里哭的人。但我还是下床了。我趿拉着拖鞋走到宿舍门口，回头说了一句“我去趟超市”，也不知道是对谁说的。
江楠“嗯”了一声，笔没停。
超市里冷气开得很足，冻得我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在货架之间转了两圈，最后停在蛋糕柜前。那种切块的慕斯蛋糕十五块八，提拉米苏十八块，最便宜的小蛋糕六块八——巴掌大，透明塑料盒装着，上面缀了一朵歪歪扭扭的奶油花，花蕊是用黄色色素点的，丑得有点真诚。
我拿起那盒小蛋糕看了看保质期，今天到期。又放了回去。然后走了一圈，又回来把它拿起来。打折标签贴在上面：原价六块八，现价四块五。我到收银台前面的时候，又折回去拿了一根那种最细的、蛋糕上插的小蜡烛，白的，五毛钱。总共花了五块钱。我把蛋糕和蜡烛塞进书包里，拉上拉链，做贼一样溜回宿舍。
江楠去洗澡了。她的拖鞋不在床下，浴室那边传来水声。
我把蛋糕从书包里掏出来，放在江楠桌上。从笔记本上撕了半张纸，用平时记笔记的黑色水笔写了四个字。把纸条对折，压在蛋糕盒下面，露出“生日快乐”四个字的上半截。
然后我回到自己床上，拿起古代汉语课本假装看书。江楠推开宿舍门的时候带进来一股湿热的潮气，头发还没完全干，发尾贴在脖子上，把T恤领口洇湿了一小片。她走到自己书桌前——顿住了。眼睛盯着那个白色方形的小盒子，整个人像被按了暂停键。
江楠拿起蛋糕盒下面压着的纸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抬头看我。
“你怎么知道的？”
“看学生证。”
“你又翻我东西？”她的眉毛微微皱起来。江楠对隐私这件事很敏感——她从不碰别人的东西，也从不允许别人碰她的。
“额……你放桌上，我不小心看到的。”我说，把课本翻了一页假装在做笔记，其实连页码都没看。
江楠把纸条重新放下，拉开椅子坐下，把蛋糕盒转了一圈，盯着那朵歪歪扭扭的奶油花看了很久。
她说：“刘来笛…..谢谢你。”拆开蛋糕盒，用小叉子慢慢地吃。
江楠吃了一小半，把奶油花留到最后。勺子在那朵歪扭的黄花旁边转了一圈，没有挖下去。
“我爸妈离婚那天是我生日。”
我翻书的手停了。
她又挖了一小口蛋糕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然后继续说，勺子点在奶油花的边缘。蛋糕屑沾在嘴角，她用手指轻轻擦掉了。
“那时候我九岁。我爸接了个电话就走了，我妈把蛋糕扔进垃圾桶。从那以后没人给我过过生日。”
宿舍很安静。空调的嗡嗡声填满了所有缝隙，把江楠平淡的声音衬得更加清晰。
“我跟着我妈。她重新结婚了。我爸在另一个城市，每年给我打钱，从不打电话。其实我也习惯了。不过寒假那次我回去，我妈忘了我的生日。她给我做了一桌子菜，说‘今天你妹妹过生日，庆祝一下’。对是我的继妹过生日。我说好。”
“其实我不怪她。她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忘了。”
我的笔从手里滑下去，滚到被子上，我没有捡。
江楠的家庭情况，我从来没问过。上学期没问，过年看她第一个离校、最后一个回来的时候也没问。
她从不提这些，不是因为她不信任我们，而是因为提了也没用。她早就不期待有人记住她的生日了。没有人期待的话，就不会失望。
这是江楠花了十几年学会的道理。
我坐在床上，看着她低头吃蛋糕的侧脸。短发垂下来遮住了她的眼睛，只露出鼻尖和抿着的嘴唇。
那一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擅长的所有话——
怼人的、骂人的、阴阳怪气的
全都用不上。
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画面：
我生日的时候，我娘从来不多说什么，但她会在面底下多卧一个荷包蛋，用筷子把蛋压在面条最下面，端给我的时候说“趁热吃”。
那是她能做到的全部了。
我有那碗面。江楠什么都没有。
“刘来笛。”她抬起头，眼睛看着我，那双眼睛在台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安静。
“嗯？”
“你是我大学里第一个记住我生日的人。”眼睛没有看我，而是看着蛋糕盒上那朵歪歪扭扭的奶油花，“所以我会记住的。”
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
这个六块八的蛋糕和这张字迹丑陋的纸条让我有点心虚。
我想说“以后每年都有”，但这句话太郑重了，卡在嗓子眼里出不来。最后说出口的是：“那个蜡烛还没点。”
江楠低头看了看那根被我塞在蛋糕盒旁边的白色小蜡烛，拿起来翻了翻，又看了看我，眼角弯了一下：“你有打火机吗？”
“没有。”
“我也没有。”
我们对视了一下，同时看向苏棠的桌子。苏棠桌上有一盒火柴——不是打火机，是火柴。她点香薰蜡烛用的，长柄火柴，盒子印着看不懂的法文。江楠站起来，走到苏棠桌前拿起那盒火柴，犹豫了一下：“借一根，微信跟她说。”
我点头。她抽出一根火柴，在盒侧划了一下—没着。又划一下，还是没着。
我在旁边看不下去：“你咋连火柴都不会划？你小时候没玩过炮仗吗？”
“没有。”
“……我来。”
我从床上跳下去，接过火柴，拇指和食指捏住火柴尾，用力一划。
火柴头擦过磷皮，刺啦一声，一团橘色的火焰突然跳起来。火光照亮了她的脸。微微睁大的眼睛，鼻尖上还有一点没擦掉的奶油。我能看见她睫毛在火光里的影子，一根一根的，微微颤动，像蝴蝶翅膀边缘最细的那一圈纹路。
我把火柴凑近蜡烛。蜡烛芯弯了一下，然后点燃了。
“许愿吧，大小姐。”我把火柴甩灭，扔进垃圾桶。
她在那朵小小的火焰后面闭上眼睛，睫毛低垂，像一个认真做祷告的小学生，隔了好久才重新睁开，吸了一口气吹灭蜡烛。一缕细细的白烟从烛芯上袅袅升起，散在空调的冷风里。
“许了什么愿？”
“这个说出来就不灵了。”
“呦，你还信这个？”
“今天信一下。”江楠把蜡烛拔下来放在一边，拿起小叉子继续吃蛋糕。
那个小小的奶油花被她用叉子小心地分成了两半，一半自己吃了，另一半推到我面前。
“分你一半。”
“我又不过生日。”
“蛋糕不能一个人吃。我妈说的。”她把“我妈”两个字说得很轻，轻到像在试探这两个字还适不适合放在自己嘴里。
我拿起来吃了。奶油是植物奶油，太甜，甜得发腻，余味在舌根上黏黏的化不开。
下次。
下次给她买个贵的。
——
江楠走了。
全校都回家过暑假了。
就我们这些留在F市实习的苦孩子互相依偎取暖。
图书馆只有一楼开着，食堂从六个窗口缩减到两个，宿舍楼里大半的房间都黑着灯。走廊里走路有回声，半夜上厕所不用排队，热水器里的热水永远用不完。
但整个学校安静得过分，安静到周五晚上连篮球场上的运球声都停了。
王兆谛也没回家。她说体育系暑假有实习，能多少攒点钱。
但其实她爹娘对她还不错，不缺钱。真正的原因她不说我也知道——她不想让我一个人待在学校。
我在学校附近的教育机构找了个助教实习，帮小学生们批改作文，一个月一千二。王兆谛在体育馆当管理员助理，负责给器材编号、登记借用、擦篮球，一个月一千五。
两个人加起来两千七，够吃饭，够买水，够偶尔奢侈一把去校门口吃顿麻辣香锅。
但因为作为称职的母亲，我们上个月刚付了小黄豆两千五的治疗费，我们俩的伙食标准一起降级——我从一顿一荤一素降到了一素，她从一顿三两饭降到二两。
小黄豆是在我俩在体育馆后面捡的小土狗。
那天傍晚我去找王兆谛，她刚整理完一批新到的跨栏架，我们绕到体育馆后面的小巷子里抄近路去食堂。巷子堆着废弃的跳高垫和断裂的接力棒，墙角有个纸箱子，里面躺着一只狗。
小奶狗，土黄色，大概两个月大，蜷在纸箱角落里缩成一小团，脏得只能看清两个黑亮的大眼珠。毛上沾着不知道是泥还是油的黑色结块，肋骨一根一根凸出来，呼吸又浅又急，小胸脯急促地一起一伏。
我蹲下去的时候，王兆谛先伸手了。
体育生不怕脏，她把手放在狗脑袋上方几厘米的位置。那只小狗把湿漉漉的鼻尖凑过去嗅了嗅她的指节，然后伸出舌头，极其微弱地舔了一下她的指甲盖。
“它受伤了，后腿有血。”王兆谛的声音忽然压低了很多。她指了指纸箱底部，一小片暗红色的印子在纸板上洇开了，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水渍。
我的心揪了一下：“那先去医院。”
王兆谛已经伸手去抱了。她托住小狗的后腿和肚子，动作比搬器材的时候轻了十倍。那只狗在她手掌里抖了一下，发出一声细细的嘤咛，然后安静了，把下巴搁在她虎口上，两只乌黑的大眼珠望着她。
到了宠物医院，医生把小狗放在检查台上，剃掉后腿伤口周围的毛，露出底下一条将近三厘米的口子，已经发炎了，边缘红肿，有脓。剃毛的时候小狗叫了一声，然后不叫了，只是发抖。四个爪子拼命往王兆谛的手掌方向缩，把头埋进她虎口，只露出一个圆滚滚的后脑勺和两只还在哆嗦的耳朵。
“伤口感染，需要清创缝合。加上疫苗和体外驱虫，两千五左右。”医生摘下手套，在电脑上打出一张费用单，推过来。
两千五。
这么多。
我实习一个月一千二，王兆谛一千五。两个人加起来才两千七。七月份的空调电费刚交完，饭卡余额一百出头。
可是小黄豆趴在检查台上，抬起那双乌黑的大眼珠看了我一眼，又把脑袋埋进王兆谛的手掌里，小鸡崽子一样叫了一声。
我跟王兆谛对视了一眼。就一眼。
“治。”她像电视剧里的霸总一样嚣张地把自己的银行卡拍在前台上，那张卡上面印着F大的校徽，是她存补助金的卡，“先清创，该用什么药用什么药。”
小黄豆一天一天好起来。
一开始它只能趴在窝里，后腿裹着绷带，每天换两次药。
换药的时候它不叫，只是抖得像筛糠，四个小爪子把王兆谛的手掌抓得紧紧的。王兆谛蹲在宠物医院的地上，一只手让它抓着，另一只手轻轻揉它耳朵后面的毛，嘴里念叨着“没事没事不疼了不疼了”。她平时跟我说话的音量能震碎玻璃，哄狗的时候压得比深夜电台还低。
第三个星期，小狗彻底好了。开始撒欢，四条小短腿跑起来像一颗被踢出去的毛线球，刹车刹不住，一头撞在洗衣液瓶子上，弹回来，甩甩脑袋继续跑。它最喜欢做的事是叼我的袜子，趁我不注意从脏衣篓里偷一只，藏在王兆谛的拖鞋里，然后蹲在旁边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耳朵竖得老高，尾巴在地板上扫来扫去。
那天傍晚，王兆谛坐在地板上，把小黄豆抱起来，举到眼前仔细端详。
小狗被她托在手掌上，肚皮朝上，四只爪子蜷在胸前，两个乌黑的大眼珠滴溜溜地转。它的毛洗干净之后变成了浅黄色，跟秋天晒干了的麦秸一个颜色，耳朵是耷拉着的。
我蹲在旁边，看着王兆谛端详狗，狗也端详王兆谛。她歪头，狗也歪头。她皱眉，狗打了个喷嚏。
两双同样乌黑的、亮晶晶的、圆溜溜的大眼珠。
亲生的都没这么像。
“我去，这狗长得和你好像啊！”我笑喷了。
王兆谛错愕了一秒，低头看了看手里这个歪嘴呆傻的生物，抬起头，眼睛瞪得很大：“哪里像了！我哪有这么丑！”
她把小狗凑近我的脸，狗鼻子碰到我的鼻尖。
小狗舌头伸出来，在我鼻尖上舔了一下，又一下，温热的。
嗯、一股小狗味，爆米花味的。
“小黄豆，叫妈妈。”王兆谛坏笑着说。
我的心脏漏掉一拍。她笑眯眯地看着我。小黄豆在她手掌里扭了一下，哼唧了一声，好像真的在考虑要不要叫。
“瞎叫啥！我还没当妈呢！”我往后仰了一下，差点重心不稳一屁股坐在地上，“而且你啥时候给它起的名字？”
“小土豆的孩子叫小黄豆多配呀。”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太自然了。
太阳从东边出来，王兆谛吃饭要加辣，刘来笛是土豆。小土豆的孩子叫小黄豆——多配呀。从那个丑绝人寰的土豆钥匙扣开始，在小黄豆之前，她已经叫我小土豆很久了。
现在她抱着一只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狗，让狗叫我妈。
这算什么。
我站起来，说要去收衣服，走到阳台才发现手里拿的是水杯。我站在阳台门口，把杯子放在洗衣机上，没开灯。
阳台外面的天已经暗了，操场的灯光远远地亮着。
小黄豆在屋里哼唧了一声，王兆谛在跟它说话，隔着纱窗听不太清，但她的声音很低，低到像在哄一个快睡着的人。"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7515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