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楼里拉行李箱的声音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响，轱辘轱辘，像一群迁徙的角马从走廊这头碾到那头。
我从被窝里探出头，看见苏棠已经收拾好了——一个银色的登机箱立在她床边，小得离谱，跟她这个人一样，永远轻装上阵，永远不带多余的累赘。
“你一个箱子就够？”我忍不住问。
“我家什么都有，带个人回去就行。”苏棠对着小镜子涂口红，三两下搞定，啪的一声合上镜子，“你呢？什么时候走？”
“后天。”
“后天？宿舍后天就封楼了。”
“我知道。”
苏棠看了我一眼，没再问。她拎起那个小箱子，走到门口，忽然停下，从包里掏出一个东西扔到我床上。
“新年礼物。别太感动。”
她说完就走了，高跟鞋敲在走廊地砖上，哒哒哒，渐行渐远。
我低头看那个东西——一支护手霜，字母我不认识，但看包装就知道不便宜。拿起来闻了闻，乳木果味的，淡淡的，不像她身上那种浓烈的香水味。
她怎么知道我手冻裂了？我没跟任何人说过。
江楠是下午走的。她的行李比苏棠多，一个箱子加一个手提包，收拾了将近一个小时。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
“过年那几天，群里可能会有消息。你记得看。”
“什么消息？”
“就是——”江楠顿了顿，“反正你记得看。”
她走了之后，我琢磨了半天她这句话。群里会有消息？宿舍群除了发通知和偶尔的“关灯了”“知道了”之外，几乎没有闲聊。
过年能有什么消息？
纪如璟是最后走的。她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我出去打水回来，她的床帘已经拉开了——她走之前会把床帘拉开，这是她的习惯，好像这个宿舍只是她暂住的地方。床铺整整齐齐，书桌上干干净净，连那个恒温水壶的线都卷好了放在旁边。只有那双拖鞋留在原地，一只正一只歪。
我站在她床前看了几秒，弯腰把歪的那只摆正了。
这改不掉的奴性。
——
腊月二十，宿舍楼封楼的日子。整栋楼差不多空了，走廊里只有零星的脚步声和我自己的回声。
我把那件黑色的羽绒服穿上，很暖，很轻，比我那件露棉絮的破外套强了一万倍。拉链是好的，袖口是完整的，口袋里还有一张洗衣店小票，上面的字已经模糊了，只能隐约看到一个“纪”字。我看了很久，把那张小票叠好塞回口袋，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我选的是腊月二十最便宜的一趟火车。K字头，绿皮，学生票半价，从省城到我老家县城，全程六个半小时，票价三十二块五。
凌晨三点的车上只有我和一个打瞌睡的司机。窗外的城市还在睡觉，路灯把树影投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像一排沉默的哨兵。我抱着书包坐在最后一排，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两本从图书馆借的书，还有给家里带的一包大白兔奶糖。
火车站在北郊，公交车晃晃悠悠开了四十分钟才到。
候车室里坐满了人，大多是返乡的农民工。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把书包抱在怀里，闭眼眯了一会儿。四点十分开始检票，人群涌向站台，我被裹在里面，脚不沾地地往前挪。
火车上挤得要命。硬座车厢里塞满了人，过道里蹲着、坐着、躺着的都有，我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窗玻璃上结了一层霜。
旁边坐着一个中年女人，怀里抱着一个睡着了的小孩，小孩的脸蛋冻得通红。我帮她把掉下来的围巾重新裹好，她感激地冲我笑了笑，用我听不太懂的方言说了声“谢谢”。
火车咣当咣当地开。
窗外的天从黑变成灰再变成白，田野、村庄、山峦依次掠过，越来越荒，越来越穷。过了省城之后，楼房越来越少，土坯房越来越多，田里的冬小麦贴着地皮，灰扑扑的，没有半点绿意。
六个半小时后，火车停在了县城站。
然后是三个小时的中巴。中巴车破得只剩一个壳，发动机的声音像一头哮喘的驴，每次上坡我都觉得它要散架。车里坐满了人，过道里堆着鸡笼和麻袋，一只芦花鸡从笼子缝里伸出头来，好奇地打量着我。
我给它让了个位置，它咕咕叫了两声，好像在对我说“谢谢”。中巴车在盘山公路上绕了一圈又一圈，绕到我想吐，终于停在了镇上的三岔路口。
最后是牛车。
我爹没来接我。我知道他不会来。他在电话里说的是“到了镇上叫你张叔捎你一段”。但张叔那天不在，他儿子说张叔去隔壁村喝喜酒了，天黑才能回来。
我在镇上等了四十分钟，等来了李大爷的牛车。李大爷是我家隔壁的，六十多岁，种了一辈子地，背弯得像一张弓。他赶着牛车去镇上卖年货，正好碰见我，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缺了门牙的黄牙。
“刘家闺女？回来啦？上车！”
我爬上牛车，坐在一袋尿素和一筐白菜中间。牛慢悠悠地走，冬天的乡间土路坑坑洼洼，牛车一颠一颠的，我的屁股被颠得生疼。冷风从山坳里灌过来，灌进领口，冻得我直缩脖子。
“你在省城念书？好出息啊！你们村就你一个大学生吧？”李大爷在前面大声说。
“还有两个。”
“哦哦，那两个考的什么学校？”
“一个师范，一个农大。”
“那还是你的学校好！F大！俺听收音机里说过，那是重点！”李大爷回头冲我竖了个大拇指，“你爹有福气，生了个好闺女。”
牛车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到了村口。李大爷把我放在我家门口的土路上，我跳下牛车，腿麻得差点跪在地上。李大爷挥挥手，赶着牛车走了。我站在家门口，抬头看了看这座阔别了四个月的老屋。
还是老样子。
灰砖墙，瓦房顶，门上的对联是去年贴的，褪色褪得只剩几片惨白的纸。院子里那棵枣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像一只枯瘦的手。猪圈里传来哼哼唧唧的声音，鸡在院子里乱跑，有几只大概是新孵的，我不认识，但它们认识我，见我推门进去，咕咕咕地围过来，以为我要喂食。
“回来了？”
我娘从灶房里探出头来，围裙上全是油渍，脸上的皱纹比我走的时候又多了两条。她看见我，表情动了动，好像是松了一口气，又好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嗯。回来了。”
“吃了没？”
“没。”
“等着，给你下碗面。”
我娘转身回灶房，我提着行李进了堂屋。堂屋里烧着炉子，暖和一些。炉子上烤着几片红薯干，是我娘自己晒的，边缘烤焦了，发出焦甜的香味。我把书包放下，从里面拿出那包大白兔奶糖，放在桌上。
这时候里屋的门开了，一个小男孩探出头来。
我弟弟，刘耀祖。小名“宝宝”，是我爹娘的心肝宝贝。他今年八岁，上小学二年级，长得白白净净，跟我一点都不像。我八岁的时候已经会烧火做饭了，他八岁了还不会自己系鞋带。
耀祖看见我，眼睛亮了一下，跑过来翻我的书包。
“姐，有没有给我带好吃的？”
“奶糖在桌上。”
他欢呼一声，抱着奶糖跑回里屋，连句“谢谢”都没说。里屋传来我爹的声音：“你姐回来了？叫你姐进来。”
我走进里屋。我爹半靠在床上，腿上盖着一条旧毯子。他入冬以后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下不了地，整天躺在床上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放着戏曲，咿咿呀呀的。他看见我，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小了一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瘦了。”爹说。
“没瘦。学校食堂挺好的。”
“省城的饭吃不惯吧？”
“吃得惯。”
沉默了几秒。他总是这样，问完三句话就没话了。
我们父女俩之间的对话，从来不超过五个来回。不是不想说，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能聊什么呢？猪、庄稼、天气、腰疼。我能聊什么呢？大学、课堂、宿舍、同学。我们的世界在同一个屋檐下，但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跟你娘去喂猪吧。”他最后说，“你娘一个人忙不过来。”
“好。”
我换了身旧衣服，去猪圈帮我娘。三头猪都认识我了，或者说是认识我这个喂食的人。大肥猪哼哧哼哧地拱着食槽，耳朵一扇一扇的，尾巴卷成一个小圈，吃得比谁都香。我娘在旁边切猪草，刀起刀落，动作麻利。
只是在我喂猪的时候，娘忽然伸手摸了摸我羽绒服的袖子。
“这衣服新的？”
“……嗯。”
“自己买的？”
“同学送的。”
她没再问。她那双粗糙的手在我的袖子上停了一下，然后收回去继续切猪草。刀落在砧板上，咚咚咚，每一下都结结实实。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怕我欠别人人情，又怕我穿不暖。这两件事在她心里打架，打到最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过年从腊月二十三就开始了。准确地说，是从腊月二十三的扫尘开始。我娘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弟太小帮不上忙，我爹腰疼下不了床，所以擦窗户、扫院子、洗被褥、贴春联这些活儿，全是我干的。
我在大学里学了三个月的古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回来第一件事是擦猪圈的门板。
腊月二十八蒸馒头。我娘发面，我揉面。揉面是体力活，十几斤面粉倒在案板上，加水加酵母，然后反复地揉、摔、打，直到面团变得光滑有弹性。
我揉了两小时，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但没吭声。我娘比我更累，她的腰已经弯了一整年了，过年这几天反而是她最累的时候。
我揉着面，忽然想起苏棠走的时候扔给我的那支护手霜，心里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裂缝，比我想象的还要宽。
除夕那天，我娘从早上就开始准备年夜饭。炖了一锅肉，包了一百多个饺子。我在旁边打下手，洗菜、切菜、烧火。
我弟在屋里看电视，我爹在里屋听收音机里的春晚预热节目。
厨房里只有我和我娘两个人，油烟呛得我眼泪直流。
“送你棉袄的——”我娘忽然开口，“是不是姓纪的那个同学？”
“你怎么知道？”
“你上次打电话提过这孩子。”她头也不抬地继续切肉，“她们家很有钱？”
“……嗯。”
“有钱人的东西，别随便要。”我娘把切好的肉推到一边，“欠了人家的，以后要还的。不管人家要不要，你自己心里得记着。”
“我知道了。”
娘没再说话了。锅里的油滋滋地响，窗外的鞭炮声零零星星地响起来。
年夜饭摆了一桌子：一盘炖鸡、一条红烧鱼、一碗扣肉、两盘炒菜、一大盘饺子。我爹难得下了床，坐在主位上，脸上有了点笑模样。
我弟坐在他旁边，筷子不停地往肉上招呼。我坐在这边，忽然觉得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
是宿舍群的消息。群里平时几乎不说话，最多是苏棠发个“有人带钥匙吗”或者江楠回个“带了”。但今晚，群里连着发了三条视频。我点开第一个，愣住了。
视频里，苏棠站在一个巨大的落地窗前，窗外是深蓝色的海，月亮低得好像伸手就能摘到。海面上有人在放烟花，金色的、红色的、绿色的，一团一团在夜空里炸开，映得整片海都亮了。
镜头一转，拍到了江楠。她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手里举着一杯不知道什么饮料，正在笑。背景是一个看起来像度假酒店大堂的地方，有巨大的水晶吊灯和铺满热带花卉的装饰墙。
苏棠的声音从视频里传出来：“新年快乐！来自某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热带海岛——”
然后是纪如璟。她只发了一段烟花的视频，镜头很稳，画面很美。烟花在海面上炸开的瞬间，照亮了一艘白色的游艇。画面背景里隐约能听见苏棠和江楠的笑声。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窗外，我家的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烟花——我们村最多放几挂鞭炮，噼里啪啦响一阵就没了。远处的山黑魆魆的，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
而手机屏幕里，大海、烟花、游艇、水晶吊灯，像另一个平行世界。
我把手机放下，夹了一筷子鱼肉，嚼了嚼。鱼是我娘做的，放了酱油和糖，味道跟往年一模一样。往年我觉得这鱼好吃，今年忽然觉得有点腥。
然后王招娣的消息来了。
她发的是语音，我点开，背景音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狗叫声，嘈杂得像是有人在战场前线。
“刘来娣！！！新年快乐！！！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学习成绩更上一层楼！！！”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大，那么吵，“我在老家！刚跟我弟放完炮！他非要把炮仗扔粪坑里——炸了——溅了我一身！！！”
我噗的一声笑了出来。
“对了对了，我现在扎头发的技术越来越好了！开学给你看！我表姐教我的！她还说——”
语音到这里被噼里啪啦的爆竹声打断了。
“完啦！我说完了闲话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了。”王招娣笑了起来，笑声有点傻。
“刘来娣……新的一年希望你开心。不一定要有出息有本事，就是——就是像你上回吃我买的那个红豆饼那样的开心。”
然后她又发了一条文字消息：“我看朋友圈你那个舍友都去海岛了？海岛有海岛的好，咱们有咱们的好。虽然没有烟花，但是咱们有炸粪坑！”
我盯着这条消息笑了很久。
我回她：“滚呐。谁跟你一起炸粪坑。”
她秒回：“你！！！！！”
耀祖打游戏的大叫声打断了我的笑意，就在这时候，我爹说了一句话。
“宝宝，多吃点肉，长脑子长身体。将来考大学，比你姐考得更好。”
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我。他只是在给宝贝儿子夹菜，随口一提，像在陈述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
刘耀祖一定会比刘来娣更有出息，因为他是儿子，他值得更好的。
我弟嘴里塞满了肉，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眼睛盯着电视里的春晚。
我低头把碗里最后一个饺子塞进嘴里。我娘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东西。但她什么都没说。她能说什么呢？她也是女人，她比我更清楚这个家是怎么回事。她一辈子没有为自己说过一句话，她也不知道怎么替女儿说。
吃完饭，我收拾碗筷去灶房洗碗。冬天的水冰得刺骨，没有热水器，没有洗洁精，用碱水刷碗，刷得手背一阵一阵地疼。
我把碗一个一个洗干净，摞在碗架上。从口袋里掏出那支护手霜，挤了一小点，慢慢地涂在手背上。
很香。很润。跟这间破旧的灶房完全不搭。
穿上羽绒服，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堂屋门口。我爹已经回里屋躺下了，收音机里还在咿咿呀呀地唱。我弟在里屋玩手机游戏，嘴里叼着一颗大白兔奶糖。我娘还在厨房收拾，锅铲碰着铁锅的声音，一下一下，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山还是那座山，黑压压的，把半边天都遮住了。我抬头看天，天被山挡着，只露出一小片。没有烟花，没有月亮，甚至连星星都不多。
我打开手机，又把苏棠发的那段视频看了一遍。海、烟花、游艇、水晶吊灯、白色的连衣裙。然后我又打开王招娣那条语音听了一遍，背景音里的鞭炮声和狗叫声震得耳朵嗡嗡响，还夹杂着王招娣那句气急败坏的“溅了我一身”。
我笑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笑。可能是因为王招娣太好笑了。可能是因为苏棠她们的生活太遥远了，遥远到不真实。可能是因为我爹那句“比你姐考得更好”太老生常谈了，我以为我已经不在乎了。
我终于发现——
原来我在两个世界都没有归属感。
回老家是外人，在城里也是外人。
但至少这个除夕夜，有一条从某个同样贫穷的山村发来的消息，穿过几百公里的山和田野，穿过满天的冷风和爆竹屑，穿过那些我永远买不起的烟花和游艇，落在我这个零下五度的灶房门口。
“希望你开心。不是那种要有出息有本事的开心，就是像吃红豆饼那样的开心。”
我把手机收进口袋，裹紧了羽绒服。灶房里的灯还亮着，我娘还在忙。我站起来，走回去帮她收拾。她的背又弯了一点，头发又白了一点。
“妈，你歇着，我来。”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她的手停了。停了片刻之后，把抹布递给了我。
那个瞬间我想，我有这个其实也就够了。"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7515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