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拿了药方去缴费窗口排队，母亲陪着弟弟坐在候诊室长椅上。弟弟忽然安静下来，靠在母亲肩膀上，眼睛半闭着，像累了。
母亲轻轻拍着他的背，嘴里哼着一段不成调的曲子。那是四川那边的山歌。她年轻时在田里干活常唱。
弟弟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每天傍晚她干完活，把弟弟放在床上，一边剥玉米一边哼这个调子。
现在她又唱起来了，声音很轻很轻。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人停下脚步看了一眼，又匆匆走过去。
开了两种药，氯氮平和利培酮。医生说，晚上各吃一片，如果病情加重可以适当加量，可能会有嗜睡、头晕的反应。
父亲把药方叠好揣在怀里，在药房窗口前站了很久。他大概在想买药要花多少钱。麦子还没收，钱还要留着交学费。
他低头看了看药方上那些不认识的字，然后折了两折，塞进贴身口袋里，用手在外面按了按。
回去的路上，弟弟安静了许多，也许是累了，也许是被母亲那支老调子安抚了。
母亲一路上把弟弟的手攥在自己手心里，像很多年前在玉米地旁把他裹在襁褓里那样。
路过村口老槐树时，父亲忽然把三轮车停了下来。他望着村里那个老光棍家的方向，望了很久。
那个人一辈子没有成家，孤零零住在村东头的老屋里，靠着姐姐隔三差五来帮他洗涮，哥哥每天给他送一顿饭。
平时没人跟他说话，他就在院子里自言自语。有时候半夜站在门口破口大骂，谁也不理他，谁也不管他。
父亲收回目光，重新蹬上车，没有说话。三轮车重新吱呀吱呀地往前碾，村口的土路扬起一阵细细的黄土。
进了家门，母亲把药片倒出来，一粒一粒分好，端了水送到弟弟嘴边。
弟弟咽下药片，脱了鞋爬上床，背对着门口蜷缩成一团。母亲守在床边，轻轻拍着他的背，像他小时候生病那样。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家都在学着和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打交道。
母亲把“吃药”改叫“吃糖片”，药瓶藏在针线筐最底下。父亲不再提转学的事，也不再问弟弟考了第几名。
对外，他只跟学校和村里人说，弟弟身子弱，办了长期休学，在家静养。
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弟弟读书上进的那条路，早就走断了。
他大概发现，那些他一向看重的东西，成绩、名次、脸面，在一个人真的病了之后，忽然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谁也不知道弟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母亲隐隐觉得是那晚在柴火垛里受了凉，父亲觉得是板凳砸坏了脑袋。还有人说是家里风水不好，祖宗坟上出了问题。
后来医生说，应该不是单一的原因。童年高烧、开水烫伤、长期压抑的性格、被人砸头的创伤、一整天没吃没喝的体力透支，所有东西叠在一起，压垮了他脑子里的最后一根弦。
我那时候还在上学，周末回家才知道弟弟住了院。母亲瞒着没跟我说，大概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后来她告诉我，弟弟第一次发病时，嘴里念叨着：“我要考第一名”，“高平你别跑”，“摩托车不是我偷的”，“走得很慢”。"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7326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