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没有服从许科长的指令。她带着防护装备去了火葬场外围，在警戒线外用热成像仪扫描建筑。扫到停尸房的位置时，屏幕上的红色光斑在一点点缩小，从人形大小缩到只剩一团拳头大的红点，然后消失。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半小时。她很平静地收起设备，回到车里，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许科长死了。不是完全纸化死的。纸化刚进入第三阶段，他就……自己解决了。”用了什么方式，她没有说。但我知道她的意思。许科长在变成纸人之前，用了什么方法终止了自己，让自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纸人”。他一生都在处理别人的超自然死亡，最后把自己的死亡也处理成了标准流程。那个电话之后，林晚三天没有联系我。我也没有去打扰她。有些人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而她从1998年就认识许科长——不是朋友，但比同事更近。他们一个是特别事件科的负责人，一个是被卷入事件的法医。许科长走了，槐荫里的官方对接人就断了。特别事件科技术组接手了认知稀释方案，他们比许科长更年轻，更依赖数据，更不愿意相信“纸人会自己行动”这类东西。但他们的执行力更强。几天之内，小说被推到了更多平台。纸质版也在筹备中，出版社是特别事件科背后的一家文化公司。技术组想把“纸人巷”这个IP做成一个覆盖小说、漫画、广播剧的系列产品。他们觉得扩散得越广，认知稀释的效果越好。林晚对此表示反对，但技术组没有听她的。过了两天，她把一叠文件放到我桌上，让我看。文件里是技术组做的市场分析报告，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专业术语。最让我不安的不是报告本身，而是报告底下用红笔划出的一行字，不知道是谁写的——“超量传播可能引发反向效应。符号过载会导致认知反噬。必须控制发布节奏。否则，纸人巷会变成一个新的集体梦魇。”
红笔字不是林晚写的。她也在查。我问她：“这行字是在文件送到你手里之前就有的吗？”她点头，脸色很不好看：“文件是从技术组长的办公室传真过来的。传真机有记录，发送时间是凌晨三点零三分。但技术组长说那天晚上传真机没纸了，不可能发出任何文件。”凌晨三点零三分。又是这个时间。纸人巷的故事已经蔓延到了特别事件科的办公设备上。那行红笔字不是人写的，是槐荫里借着文件上的红笔写出来的。它说“符号过载会导致认知反噬”。这不是示弱，不是求饶——是它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做得太狠，它会反向利用认知稀释，把“纸人巷”从一个虚构故事重新变成集体梦魇。它有能力扭曲我们发布的每一个字。我抓起手机给技术组打电话。电话响了十几声才接，那头的声音很疲惫，背景很吵，像好几个人在同时说话。我直接说：“发布暂停。不要继续推。小说停更。”技术组组长愣了一下，然后压低声音：“已经停不下来了。纸质版今天上午已经下厂开印。五万册，最迟明天就铺到全国各地的书店。要停的话，等于把五万册书全烧了。”五万册。五万本印着红帖和纸人故事的书，即将被火车和卡车运往各地。这不是认知稀释，这是铺路。槐荫里会顺着这些书，把根伸到每一个城市的书店和书架上。"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73188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