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科长让我九点到，我七点就出了门。出门前我在清微堂的香案上点了三炷香，给三清画像磕了三个头。画像是我太爷爷传下来的，纸质发黄，边缘被香火熏出了一圈焦褐色的痕迹。画像上的元始天尊俯视着我，目光慈悲，但我总觉得那道目光里有别的什么东西——不是责备，是担忧。像一个长辈看着即将出门远行的孩子，知道前面有坑，却不能开口提醒。
我把太爷爷的笔记装进帆布袋里。罗盘、朱砂、符纸、桃木剑，能带的都带了。临走前犹豫了一下，把压在枕头底下的一串五帝钱也揣上了。那是我爸留给我的，用红线串着，乾隆通宝、道光通宝、光绪通宝、嘉庆通宝、顺治通宝——五枚铜钱磨得锃亮，每一枚都被他盘了至少二十年。他去世前把五帝钱塞到我手里，说了一句：“欠了的总要还。”
我问他欠了什么，他没回答。那是他这辈子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七点四十分，我到了特别事件科。说是“科”，其实就是市局档案室旁边的一间小办公室，门牌上写着“档案二室”，连“特别事件科”的牌子都没挂。许科长在等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烟灰缸已经堆满了烟头。
许科长四十出头，平头，国字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衬衫，袖口挽到手肘。他的长相和气质都很普通，像是那种你在街上遇到三次都不会记住的人。但他看人的眼神不一样——不是打量，是扫描，像一台仪器在给物体做三维建模。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笔记带了？”
我把笔记放在桌上。他没急着翻，先给我倒了杯茶。纸杯，茶叶是最便宜的茉莉花茶，泡出来的汤色发黄，香气里带着一股仓库的味道。他自己也端了一杯，喝了一口，然后把烟按灭。
“清虚子，本名周衍，二十六岁，茅山派俗家弟子。父亲周敬堂，道号清玄子，三年前病逝。爷爷周明远，道号清虚道人，1998年去世。太爷爷周道玄，道号清元子，1966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他一口气把我的家底报完，语气平淡，像在念一份无关紧要的档案。
“你调查我？”
“不是调查。”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封面上盖着“机密”的红戳，“是你太爷爷在六十年前，主动和我们建立了联系。准确地说，是和特别事件科的前身——‘特殊事务调查组’建立了联系。”
他把文件翻到某一页，转过来给我看。泛黄的打字机字迹，日期是1966年6月，文件标题是“关于槐荫里异常事件的处理建议”。建议人的签名栏里，盖着一方红色的私章。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太爷爷的章，上面刻着“清元子”三个篆字。
“1966年6月，你太爷爷向调查组递交了这份文件。他在文件中提到，槐荫里封印将在当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现重大松动，建议调查组组织力量进行加固。调查组采纳了他的建议，但在七月二十五日的行动中，发生了意外。”许科长翻到文件的最后一页，上面只有一行手写的批注，“封印失败，清元子失踪，参与者全部失忆。”
“全部失忆？”
“对。参与那次行动的七个人，事后都不记得当天发生了什么。唯一的例外是赵广全——他当天没有进入槐荫里，负责在外围警戒，所以他保留了一部分记忆。但三个月后，他也因为‘精神衰弱’被调离了。”许科长合上文件，“赵广全的孙子，现在在城中村派出所当民警，叫赵建国。你应该认识。”
“我认识。赵建国是我朋友。”
“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找你来，不是为了走官方程序。”许科长盯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很深的疲惫，像是已经很多年没睡过好觉了，“我是想告诉你，这次的事情，你可以选择不参与。”
“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红帖的机制，你太爷爷研究了几十年，基本搞清楚了。红帖不帖活人，帖的是和槐荫里有关联的人。这种关联可以是血缘，可以是因果，也可以是认知——只要你‘知道’槐荫里，你就已经在它的影响范围内了。但影响的深浅不一样。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我看着他的眼睛：“你也是关联者？”
许科长沉默了几秒钟。他站起来，转过身，把衬衫的后领往下拉了拉。他的后背上，左侧肩胛骨的位置，有一道疤。不是普通的伤疤——那道疤的形状太规整了，边缘整齐，线条清晰，是一个小孩子的掌印。一个纸人的掌印，五个指头，每一根都只有正常人的一半粗细。
“1966年。”他把领子拉回去，重新坐下，“我那时候三岁。父母是调查组的研究员，那天晚上他们把我带到了槐荫里的外围。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但有一样东西——一只纸扎的小孩——从里面跑出来，在我背上按了一下。”他重新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雾模糊了他的表情，“五十多年了。这道疤不疼，但也没消失过。”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传来远处的车喇叭声，隔着双层玻璃，听起来像隔了一个世界。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不该管？”
“我的意思是，你有选择。”许科长弹了弹烟灰，“你太爷爷是自愿卷进去的。你爷爷是被迫卷进去的。你父亲选择了逃避——他成功了，多活了二十多年。现在轮到你。”他把烟头按进烟灰缸，“你可以继续开你的风水店，不闻不问，红帖早晚会送到你手上，但那可能是五年后、十年后的事。你也可以主动出击，在红帖送达之前找到槐荫里，找到你太爷爷当年没能解决的问题。”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那是一张红帖。和张姨手里那张一模一样——大红底色，正面一个“喜”字。但背面的字不同。
“恭请清虚子于丙午年七月二十五日午时，光临槐荫里四十四号。”
丙午年。今年是丙午年。七月二十五日。就是今天。
“这张红帖，1966年就写好了。”许科长说，“收帖人是你爷爷。但你爷爷没有去。他用某种方法——你太爷爷教他的——把红帖上的‘命’转移了。转移到了一头猪身上。那头猪在七月二十五日午时暴毙，七窍流血，全身的血液变成了纸浆。你爷爷多活了三十年。但他知道，这笔债迟早要还。所以他在去世前，把你的名字报到我们这里，作为特别事件科的潜在联系对象。”
我低头看着那张红帖。帖上的“清虚子”三个字写得极其工整，每一笔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但在这三个字的下面，有一个小小的红色圈，圈里打了一个问号。这个问号让我后背发凉——因为它的墨迹是新的。不是1966年的墨迹，是最近才写上去的。墨色鲜红，带着一股淡淡的腥味。不是朱砂的腥味，是血。
“今天午时。”许科长看着我，“你想好了吗？”
我把红帖收进帆布袋里。然后站起来。
“我太爷爷欠的，我爷爷欠的，我爸欠的——我一次性还完。”
许科长没有拦我。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叫住我。
“还有一件事。那个法医，林晚——”他停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我查了她的档案。她的所有档案都是真实的，出生证明、学历证书、工作履历，每一份都有据可查。但她的人生轨迹里有一个断层。1998年到2000年之间，有两年时间，她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档案里完全没有记录。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说那两年她‘记不清了’。”
1998年到2000年。我爷爷是1998年去世的。就在同一年，槐荫里发生了一次不明原因的震动，震中就在城中村后街，震级1.2级，地震局记录在案，但没有人当回事。
“离她远一点。”许科长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不是因为她可疑。是因为——她越接近你，她身上的‘那个东西’就越不稳定。到时候，你可能要做一个你不愿意做的选择。”
我没有回头。推开门，走廊里的日光灯嗡嗡响着，有一只灯管在闪烁，明一下暗一下，像一只正在眨的眼睛。我摸了摸帆布袋里的五帝钱。乾隆通宝、道光通宝、光绪通宝、嘉庆通宝、顺治通宝。五枚铜钱，传了四代人。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还债。现在轮到我了。"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7318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