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四日，早上七点，我还没开门，老周头就在外面拍门了。我披了件衣服把卷帘门拉起来，他端着一屉小笼包挤进来，脸上的褶子比包子上的褶还深。
“清虚子，昨天怎么回事？张姐怎么好好的就——”
“心梗。”我接过包子，掰开一双一次性筷子，“警察说的。”
这不是实话。昨晚赵建国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法医那边的初步报告出来了。死因写着“心源性猝死”，但林晚在备注栏里加了一行小字：“死者眼球组织呈现不明原因的色素沉积，角膜透明度完全丧失，建议进一步病理检验。”
“不明原因”——法医写这四个字的时候，大概和我在现场看那双眼时是一样的心情。
老周头显然不信“心梗”的说法，但他知道问不出更多，只能叹气：“张姐这人命苦。她老伴走得早，儿子在外地，一个人住了十来年。前天还跟我说要回老家看看，怎么人就……”
他把后半句话咽回去了。
我吃着包子，脑子里想的不是张姨，是那栋楼。
7号楼。
我在城中村住了五年，对后街那几栋老楼不算陌生。但昨晚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一宿，我发现一件事——我从来没见过7号楼的房东。别的楼，房东要么住在顶层，要么隔三差五来收租，唯独7号楼，每月的房租都是微信转账，对方连头像都没有，昵称是一个英文句号。
这本身不算稀奇。城中村的房东天南海北，有的人买了楼就扔给中介打理。但问题是，我在这条街上做了五年生意，打过交道的邻居少说上百号人，却从来没听过有谁说起7号楼的房东是谁。
像是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忽略了这件事。
像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这条街上的人默认了7号楼“本来就该在那里”，而不会去追问它“为什么在那里”。
吃完包子，我给赵建国发了条微信，问他能不能搞到7号楼的门禁卡。他回了三个字：“等着吧。”
一个小时后，他亲自送过来了。
“你查这个干什么？”他把一张蓝色的门禁卡拍在我桌上，表情很微妙，“昨晚我想了一宿，张秀兰那件事越想越不对劲。你知道她手机里最后一条微信是发给谁的吗？”
“谁？”
“10086。”
“什么意思？”
“她给10086发了一条短信，时间是昨天早上六点四十二分。内容只有两个字——红帖。”
给10086发短信？那不是骚扰拦截吗？
赵建国见我不说话，压低声音道：“清虚子，你给我交个底。这事儿是不是跟你太爷爷有关系？”
我抬头看他。
赵建国今年五十二，在这片干了二十年。他爷爷当年也是民警，1966年在这条街上处理过一起“重大安全事故”，档案被封存了，连他都没资格调阅。他知道我太爷爷清元子的名号，是因为他爷爷留下的工作笔记里提到过——那是1966年的笔记，最后一页写着：“清元子说，槐荫里不是我们能管的事。他让我走，我走了。他是对的。”
赵建国说，他爷爷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手指在发抖，纸面上还有几点没干的墨渍。那之后不到三个月，他爷爷就因为“精神衰弱”被调离了一线。
“我不知道。”我如实回答，“但我得查。”
上午九点，我站在7号楼单元门前。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但门洞里的黑暗像是凝固的沥青，光打在入口处就没了下文。楼道口的灯坏了至少三年——不对，不是坏了。我抬头看了一眼灯泡，钨丝完好，玻璃罩也没碎，但它就是不亮。像是有什么东西把光吞掉了。
刷卡进门。一楼走廊狭窄逼仄，两边各六扇门，门牌号从101到112。地面是那种老式的灰色水磨石，裂纹里塞满了不知多少年的灰尘。墙上的白灰大片大片地剥落，露出底下的水泥。
空气里有股说不上来的味道。不臭，但很陈旧。像是多年没开过窗的储藏室，又像是老衣柜最底层那些永远不拿出来的旧衣服。
我开了手机手电筒，先看101室。门是老式的木门，暗红色的漆皮翘起了边，门缝里塞着几张催缴单，收件人叫“周福生”，最上面一张的日期是2019年3月。五年没人动过这扇门了。但门把手上没有灰，干干净净，不锈钢面反着光，像是昨天才被人握过。
102室，门口的脚垫上放着两双拖鞋，一男一女，鞋面上没有灰。门缝里透出一股樟脑丸的味道，像是很久以前有人在这里放过防蛀的东西，味道至今未散。
103室，门上贴着一个倒过来的福字，纸已经发白了。我把福字揭开一角，底下露出的门板颜色比周围深，说明这个福字贴了至少好几年，揭下来的时候，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浆糊味。
104到108室的情况大同小异——门都锁着，但门把手干净，门口没有积灰，像是每天都有人在使用这些房间。但这不可能。刚才在楼下，我特意数了7号楼的空调外机。六层楼，一共应该有七十二户，但外墙上的空调外机只有不到二十台。大部分住户根本没有住在这里。
或者说，住在这里的“人”不需要空调。
我在一楼走廊尽头站了一会儿，决定上楼看看。楼道转角处的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防火通告，落款是“城中村街道办”，日期是1967年4月。我凑近看，通告的内容平平无奇——注意防火、禁止楼道堆放杂物——但纸的边角有一块褐色的污渍，我用手电筒照了照。不是水渍，是旧的、干涸的血迹。
我继续上楼。二楼和三楼同样安静，每扇门都关着，每扇门的把手都干净得不正常。四楼的楼梯口，我停下来。
402室。
张姨的门。
门是虚掩的。
昨天警察勘查完现场之后，应该在门上贴了封条。但此刻门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道窄窄的门缝，从里面透出一股冷风。七月天的冷风，像冰箱冷藏室的门没关严。
我伸手推门。门无声地开了。
402是一室一厅的格局，客厅不大，靠窗的位置放着一张老式藤椅。藤椅旁边的小圆桌上，搁着半杯没喝完的菊花茶，茶水已经发黑，水面漂着一层白沫。茶几上摊着一份前天的晚报，折在“本市将迎来持续高温”那页。
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主人只是临时出了趟门，随时会回来。
但我后背的汗毛竖了起来。因为墙角有东西。
客厅东南角的墙面上，有一片密密麻麻的划痕。不是刀痕，不是铲痕，是人的指甲划出来的。划痕约有半平方米，新新旧旧叠在一起，最深的能看见底下的红砖。划痕的整体走向构成一个歪歪扭扭的字——
“清”。
我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拿出手机拍照。在手机屏幕的取景框里，我看见划痕旁边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像是后来用指甲匆匆补上去的。我凑近，用指腹摸了摸。字迹很浅，但能辨认出来。
“别让林晚进槐荫里。”
我后背一凉。张姨认识林晚？不可能。林晚是市局的，昨天第一次来城中村，张姨不可能知道她的名字。除非——除非张姨在死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什么。
我退出402室，继续往楼上走。五楼、六楼，每一层都安静得像是真空。六楼的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窗玻璃上糊着一层发黄的旧报纸。我用手电筒照了照，报纸的日期是1966年7月25日，头版是“热烈庆祝某某会议胜利召开”。但吸引我注意力的不是头版，是报纸缝隙里夹着的一张纸。
我把报纸揭下来。里面夹着一张红帖。和张姨手里那张一模一样——大红底色，正面一个“喜”字，背面写着一行字：
“恭请赵广全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午时，光临槐荫里四十四号。”
赵广全。这个名字我见过。他是赵建国的爷爷。1966年7月，他在城中村派出所当民警。三个月后，他因为“精神衰弱”被调离了一线，从此再没提过槐荫里的事。
我翻过红帖，在背面最下方看到一行极小的小楷，用毛笔写的，笔迹工整得出奇：“槐荫里第四十四帖，已送。收帖人：赵广全。”下面还有一个朱砂印章，圆形，里面刻的不是字，而是一个符号。我认得那个符号——太爷爷的笔记里画过，那是茅山派的封魂符胆。
我把红帖收好，快步下楼。经过三楼的时候，我的手机又震了一下。打开，又是“槐荫里业主群”。群消息弹出来，最新一条是群主发的：
“今日午时，槐荫里纸扎铺开业。请各位邻居赏光。”
下面一水的“收到”。
然后我看到群成员列表里，原来四十四个人，现在变成了四十五个。多出来的那一个人，头像是一张老照片。黑白的，穿着六五式警服。名字是“赵广全”。
老赵的爷爷。1966年收过红帖的人。
我站在3楼走廊里，手指冰凉。这时候，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林晚。"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7318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