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潮的声音和涨潮不同，水退下去的时候会拖着一层细碎的响动，像是整片海在用砂纸摩擦自己的底部。堤坝两侧露出的石壁上挂着一层暗绿色的藻类，被海水浸润后泛出油腻的光泽。
孙大勇坐在值班室门口，面朝来路的方向，像是一直在等什么人。许言走近的时候，他没有等许言坐下就开了口：“你昨天走了之后，我看见他走过去了。”
“谁？”
“走夜路的那个人。”孙大勇说，“他走到堤坝尽头，站了一会儿，然后沿着海岸线往南走了。”
许言在他旁边的竹椅上坐下来。“他每天都往南走？”
“不是。他只在走错了路的时候往南走。”孙大勇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没有点，“你改过座钟的事，他听出来了。他走到堤坝尽头，站了很久，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然后他往南走了。”
许言的手指微微顿了一下。他想起了几天前收拾工具箱时的那个瞬间——手肘擦过座钟的侧板，钟身晃动了一下，齿轮咬合的声音断了半拍。他当时没有在意。但现在看来，那个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动作，被人听出来了。
“往南是哪里？”他问。
孙大勇划了一根火柴，点着烟，吸了一口，烟雾被海风扯成细长的灰色丝线。“往南是沅城。”
许言坐在竹椅上，海风从侧面吹过来，把他额前的头发吹乱了。他看着孙大勇手里那根烟在晨光里明灭了一下，烟灰被风吹散。
“我来是想问你一件事，”许言说，“我父亲当年在码头上遇到的那个人，是谁？”
孙大勇没有立刻回答。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搁在搪瓷缸沿上，然后站起来，转身走进值班室。门开着，许言听到铁皮柜子被拉开的声音，有硬物在里面碰撞。他出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个信封，牛皮纸的，边角磨得发白。
“你父亲走之前，把这个留在了码头。”孙大勇把它递给许言，“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问起那天他遇到的人，就把这个转交。”
许言接过信封。纸面泛潮，边缘有些发软，像是被反复捏过很多次。他翻过来看封口，红色的蜡已经裂开了，裂成细密的纹路，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撑开过。
“你打开过。”
“你父亲离开两年之后，我打开过一次。”孙大勇重新坐下来，“后来我跟你大伯说，这封信里的内容他应该知道。你大伯说不用了。”
“他没看？”
“他说，该看的人还没来。”
许言拆开封口，蜡封已经完全脆了，轻轻一捏就碎成几片，落在他膝盖上，被风吹散。里面是一张对折的纸，纸面泛黄，边缘已经发脆了。
字迹是他父亲的，微微倾斜：“我在码头上遇到了一个人，他说他姓李，他说他以前在黄金号上工作。他说那艘船出事的时候，他就在船上。”
许言把纸举高了一点，让光线从侧面照过来。
“他说那艘船不是沉没的，是被人从里面打开的。船底有一个舱门，门闩被人卸掉了。海水灌进来的时候，船上有七个人提前上了救生艇。那七个人，现在住在棉城。”
“他说他知道这件事，是因为他就是那个装门闩的人。他说他把门闩装好之后，有人让他把它拆掉。”
“他说那个人不是别人，是你大伯。”
许言的手指在纸的边缘微微收紧，他继续往下看，纸背面的字更小一些：“我问那个人，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他说，因为你不是来查货的，你是来查人的。他说我见过你，你当时穿一件灰绿色的外套，在货舱里走了一圈，手里拿着一张纸，像在核对什么。
“他说你查完之后，去了船尾。船尾有一台老旧的座钟。你站在那里看了大约五分钟，看那座钟的分针。然后你回到甲板上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句话——”
许言的目光停留在那几个字上。
“这艘船上的钟，快了四分钟。”
他合上信纸，把纸折好放回信封里，搁在膝盖上。海风从侧面吹过来，把纸的边缘吹得微微卷起，他用手按住，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
“那座钟，”许言说，“就是钟表铺里那一台。”
孙大勇没有否认。“你大伯把它从船上带过来了。”
“它以前快了四分钟。”
“对。你父亲发现的时候，它快了四分钟。”孙大勇说，“你大伯把它带过来之后，把它调慢了。调了之后，它就一直慢四分钟。二十五年，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我父亲走之前调过它，”许言说，“是不是？”
孙大勇看了他一眼。“你怎么知道？”
“你刚才说的走夜路的那个人听出来了，我改过座钟。”许言说，“我前几天不小心碰过它一下。碰完之后，座钟的声音似乎变了，他听出来了。但如果只是慢了四分钟，他早就听习惯了，不会觉得异常才是。”
他顿了顿。“所以座钟本来不是慢四分钟的，它原本的偏差是另一种。我碰过之后，座钟的偏差回到了某个老状态。那种状态是走夜路的那个人熟悉的，是我父亲调过的。”
孙大勇沉默了很久，他把烟从搪瓷缸沿上拿起来，发现已经灭了。他没有重新点，只是把它握在手里，像是握着什么旧东西。
“你父亲走的那天晚上，”孙大勇开口了，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他坐在码头那个墩子上，等了半个多小时，他在等你大伯从钟表铺出来。但你大伯没有出来，后来你父亲站起来，往车站方向走了，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他停了一下。
“他说，那口钟，他调回来了。”
许言坐在竹椅上，海风把他的头发吹得更乱了，他没有去理。“他没有告诉你，他调成了什么？”
“没有。”孙大勇说，“但你大伯后来跟我说，你父亲把那座钟调成了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偏差。那个偏差，和你大伯后来调的不一样。”
“我大伯后来调成了慢四分钟。”
“对。”孙大勇说，“但你父亲调的时候，调的可能是别的东西。你不知道他调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但走夜路的那个人知道，他听出来了。”
许言把信封放进口袋里。站起来之前，他看着孙大勇：“那件灰绿色的外套，就是我父亲穿的那件，在哪里？”
孙大勇把手里那根熄了的烟放在搪瓷缸沿上。“你大伯把它收起来了，挂在钟表铺楼梯下面的墙上。二十五年，他每年秋天取下来一次，翻翻口袋，然后挂回去。”
“我父亲在口袋里放了东西？”
“我不知道。”孙大勇说，“但你大伯每年秋天翻那件外套的口袋时，手在口袋里停很久。”
许言站起来。“那件外套的袖口，有一条缝线裂开了，你之前说过。”
孙大勇点了点头。“你父亲自己缝的，针脚不齐，但每一针都收得很紧，像是缝的人怕里面的东西漏出来。”
许言站在堤坝上，面朝着海面。远处有一条灰蓝色的线，天和水在尽头交汇的地方，雾正在缓慢地散开。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
“我走了。”
孙大勇没有回答。
许言沿着堤坝往回走。潮水还在退，石壁上露出的藻类在阳光下泛着暗绿色的光，一层一层的，像是被海水反复写上去的字迹。他走过那艘渔船的时候，船主正蹲在船头修网，头也没抬。
他走回钟表铺，推开门。座钟在走。
他走到楼梯下面，停住了。
墙上挂着一件灰绿色的旧外套，布料的颜色已经被海风和潮气浸透了，肩部和肘弯处被磨得发白，袖口的边线松散，像一件很久没有被穿过的衣服。
他伸出手，指尖触到布面，有一种粗糙的、被反复洗涤过很多次的质地。
他没有立刻取下来，站在那里，看着那件外套。
许久，他还是伸手把它从挂钩上取了下来。
布料的重量比他想象中轻。他把它放在桌上，摊开。右袖口内侧有一条裂开的缝线，针脚不太均匀，每一针的长短都差不太多，但最后一针收线的时候多绕了一圈，就像是缝线的人不确定这样够不够牢固。
他把手伸进外套左侧的内袋。
指尖碰到了一样东西，纸质的，边角发硬。他慢慢抽出来，是一张对折的纸，纸面泛黄，边缘的折痕已经变成了深褐色的裂纹。
他展开那张纸。
上面是两行字。
第一行是父亲的字迹，和码头信封里那封信上的笔迹一模一样：
“承安，如果有一天许言来棉城，把这件外套给他。里面有一张图纸，是他爷爷留下的。”
第二行是伯的笔迹，收得很紧，每一笔都压在一条看不见的线上：“图纸我收起来了，在塘尾巷14号的墙缝里。”
许言握着那张纸，站在楼梯下面。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他的手背上，落在桌面上那把放大镜的玻璃面上，反射出一小片圆形的光斑。
座钟在他身后走着。秒针一下一下地跳，发出干燥的、细微的咔嗒声。
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里，然后他把外套挂回了墙上，动作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他转身走向门口。
他要去塘尾巷14号。
在他身后，那台座钟继续走着。不快不慢，永远慢四分钟。"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73184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