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个？”
“二车间那个姓彭的拉长，家里有老婆，在厂里搞了三个。三个女人互相知道，还打架。上个月在宿舍楼底下扯头发，扯得一地的头发，最后还是我拉开的。”
“没人管？”
“谁管？老板自己都养着秘书，上梁不正下梁歪。”
老周拿起啤酒瓶给李晨倒满。
“在东莞，这种事不叫事。你情我愿，各取所需。男的图身子，女的图钱。公平交易，谁也不欠谁。”
李晨把啤酒杯端起来，喝了一大口。
酒是冰的，从喉咙一路凉到胃里。
但那股凉意只在胃里待了一会儿，就被一种更深的、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燥热给盖住了。
两个李晨在脑子里打架。
第一个李晨戴眼镜，手指头上有粉笔灰。
“你来东莞是找人的，不是为了变成他们的。邹连梅说得对，你太干净了，干净的人不该待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李晨穿着矩明皮具厂的蓝色工装，袖套上沾着胶水。
“回去？回哪儿去？校长自己的工资都那个鬼样，不是想不想回去，是回不去了。”
“那也不能变成他们，你看看这厂里的人，拉长组长搞女人，杂工往发廊跑，你想变成那样？”
“这世道什么时候奖赏过干净人？你那个初恋嫌你穷，跟煤老板跑了。她姐姐出来打工，供妹妹读书，换来一句‘我恨你’。”
“那是别人的选择，不是你的。”
“那你的选择是什么？继续当拉长，一个月六百块，熬个三五年升车间主任，然后在东莞找个女人搭伙过日子？还是攒够了钱回老家，继续当那个连工资都发不出的乡村教师？”
第一个李晨沉默了。
第二个李晨也沉默了。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有月光照在大街上，照在那根一直没点着的烟上。
“在想什么？”老周问。
“在想人到底能不能一直干净下去。”
老周放下啤酒杯，盯着李晨看了好一阵。
“我给你讲个故事。”
“你讲。”
“我当兵的时候在部队，我们班长是个河南人。人特别好，谁有困难都帮，战友家里出事了他捐钱，新兵想家了他陪着聊天。后来上了战场，班长掩护我们撤退，自己被炮弹炸掉了一条腿。”
“后来呢？”
“退伍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老周，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说完拄着拐杖就走了。”
“后来我们通过信，他回到河南老家，娶了个寡妇，在镇上摆了个修鞋摊。日子过得很苦，老婆身体不好，常年吃药。但他每封信里都写同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
“现在呢？”
“一九九零年，他老婆病死了，一九九一年，他自己查出了肝癌。没钱治，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活活疼死的。死之前给我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上还是那句话。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
老周把啤酒瓶里最后一口酒倒进嘴里。
“我敬他一辈子，但我做不到。我在东莞待了八年，见过太多干净人最后的下场。有的被逼疯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没疯没死，但活得比疯和死还难受。”
“所以你的意思是，干净不起？”
“能干净。”
老周把空酒瓶放在桌上。
“但你得扛得住那个代价。”
“你扛住了吗？”
老周看着巷子深处那排粉红色的灯光，眼神里没有波澜。
“我们这种人，干净不起，太贵了。”
李晨没有说话。把手里那根一直没点的烟塞进嘴里，问老周借了个打火机，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眼泪都呛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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