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宿舍的事？男女混住的事被经理知道了？
但自己床上也没有睡女人啊？
经理办公室的门开着。
周国良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翻一个文件夹，看起来心情不算太差。
“进来，坐。”
李晨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屁股只坐了椅子的前半截，后背挺得笔直，这是当老师的时候养成的习惯，见领导就自动切换成汇报工作模式。
周国良把文件夹合上，抬头看着他。
“你入职表上写的是，郴州师专中文系毕业，之前在镇中学当老师？”
“是。”
“教什么的？”
“语文，也教过一学期历史。”
“教了多久？”
“两年半。一九九三年九月到一九九六年二月。”
周国良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郴州师专是大专？”
“大专。”
“也不错，内地的大专生，算是稀缺资源了，那干嘛好好的老师不当，跑出来打工？”
李晨沉默了一会儿。
这个问题，来东莞之后莲姐问过，刘小芳问过，老周问过。
每问一次，答案就在心里变一次。从最初的“来找人”变成“来看看”，反正不能说真话。
“工资太低了。”
“多低？”
“一个月一百八十六块。”
“一百八十六？人民币？一个月？不是一周？”
“一个月。”
办公室安静了大概有五秒钟。
周国良身体往前倾了倾，手肘撑在办公桌上，十指交叉，这个姿势让李晨想起校长找他谈话的样子。
“一百八十六块一个月。”周国良把这个数字重复了一遍，“你知道我们厂最低等的杂工一个月多少钱吗？”
“不知道。”
“三百五，包吃住，加班费另算。”
“现在知道了。”
“那你还干？一百八十六，你干了两年半？”
“我走的时候，学校已经欠了三个月工资没发了。校长说等教育局拨款，教育局说等县里拨款，县里说等税收。我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我们学校有个老教师，姓王的，教了快二十年数学，拿的工资跟我一样。他老婆在镇上摆摊卖菜，挣得比他多。他儿子在深圳打工，一个月寄回来五百块，是他工资的三倍。”
周国良没说话。
“我们镇上有个笑话。”李晨继续说，“说当老师的不如摆地摊的，教书都是扯淡，还不如去卖茶叶蛋。”
周国良靠回椅背。
“你刚才说你们学校有个老教师，教了二十年。你教了两年半。你有没有想过，再过二十年，你也是那个老教师？”
“想过，每天都想，想到后来就不敢想了。”
“为什么？”
“因为我怕自己想习惯了。”
周国良盯着李晨看了好一会儿。
“九零年我第一次从香港过来看厂的时候，在罗湖过关，看到一群一群的内地人，排着长队等着盖章。我当时问我的合伙人，这些人去香港干什么？他说，不是去香港，是从香港转去东南亚，去做建筑，做女佣，做什么都行，只要能挣到钱。”
“我当时就在想，内地到底穷成什么样了，才能让这么多人愿意背井离乡，去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地方讨生活？”
“这两年我更想不明白了，以前是穷，所以往外跑。但现在东莞的厂越开越多，工钱也在涨，还是留不住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不够。”
“什么不够？”
“工钱不够。尊严不够。盼头不够。”李晨说，“出来打工的人，不单是为了挣钱。也是因为待在家乡看不到希望。我当老师的时候，每个月的工资不够买两袋米。教的学生初二就退学，跟着亲戚去深圳、去东莞。我跟他们说读书改变命运，他们反问我，李老师，你读了那么多年书，命运改了吗？我答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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