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黄的水载着零星的碎冰往北流，漕船顺着水走，吃水深，船舷压得低，纤夫在岸上拉绳子，短打赤足，胳膊上的筋一条一条绷着，号子声喊得震天响，被风刮得七零八落，断断续续传到码头上来。码头上人头攒动，脚夫们光着膀子扛麻包，一包粮食一百多斤，压在肩膀上，脖子梗着，脸上的青筋蹦出来，从跳板走到岸上，闷着头一趟一趟地跑。汗珠子顺着脊背往下淌，滴在被踩得发亮的跳板上，踩上去湿漉漉滑溜溜的。
大码头旁边是山陕会馆，飞檐翘角，琉璃瓦在日头底下反着光，绿莹莹的。戏台上正唱着《单刀会》，锣鼓点敲得紧，关云长单刀赴会的唱腔远远传过来，一板一眼的，隔半条街都听得见。台下挤满了人，卖糖葫芦的、卖炊饼的、卖豆腐脑的担子顺着街摆了半里地，热气腾腾的，香味混在一起——炊饼的麦香、糖葫芦的糖稀味、炸糕的油腥味，馋得人肚子咕咕叫。
城中央是光岳楼，四重飞檐，高得像要插进云里去。楼角上挂着一圈铜铃，风一吹就叮当叮当地响，声音清脆，从码头这边都能听见。东昌湖围着大半个城，湖水绿盈盈的，岸边的柳树刚冒出鹅黄的嫩芽，细枝条垂在水面上，风一扫就点出一个一个的小圆圈，涟漪荡开去又散了。打鱼的小船在湖里飘着，鸬鹚站在船头，脖子上有绳套，逮着鱼咽不下去，渔夫掐着脖子把鱼挤出来，丢进舱里，鱼在舱板上啪嗒啪嗒地蹦。
杨守正家的粮铺就开在大码头边上，三间门面，青砖墙，黑瓦顶，门板卸了两块半，露出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粮袋和柜台。门口挂着一面旧幌子，上头写了个"粮"字，风吹日晒褪了色，看着灰扑扑的，边角磨得起了毛。
杨宁儿坐在柜台后面，左手扒算盘，右手记账。
算盘是老红木的，珠子磨得发亮，拨得噼啪响，她的手指头又细又长，指节上有薄茧，是常年拨算盘磨出来的，拨珠子却快得很，一串数字在脑子里过一遍，手底下就已经拨完了，眼睛都不用看。账本摊在面前，竖行的小楷写得规规矩矩的，一笔一划，比好些读书人写得还端正。她用的是一支竹笔——不是毛笔，是自己削的竹签子，削得细，蘸了墨写，字迹细瘦但清楚，胜在不怕摔、不怕水、不费墨，走到哪儿揣到哪儿，笔杆上磨出了包浆。
"三石六斗陈米，每石六钱五分，共银二两三钱四分。"她头也不抬地念着，算盘拨完了，数对了，在账本上写下来，"张记面铺的账，记上。"
站在柜台外面的伙计应了一声，转身去搬粮袋了，麻包往肩上一甩，嘭的一声闷响。
杨宁儿今年十六了，个头不算高，但腰背挺得很直，一张鹅蛋脸，眉毛浓，眼睛亮，嘴唇薄薄的，抿着的时候带着点厉害劲儿。她没缠足，脚不小，穿一双黑布面的圆口鞋，鞋底纳得厚实，稳稳当当地踩在柜台后面的脚踏上。临清一带习武风气盛，她外公周元礼是尖冢镇开拳场教潭腿的，她从小跟着学了几年，潭腿要踢腿要跳，缠了足就练不了了。母亲周氏起初有顾虑，怕她大了嫁不出去，父亲杨守正开明，说"能跑能跳能扛事比三寸金莲强"，就这么定了。
"宁儿，"后头的蓝布帘子掀开了，杨守正端着一碗热茶走出来，五十来岁的人了，头发花白，但精神还好，穿着一件半旧的灰布长衫，袖口沾了点面粉，"张记那批米，送去没有？"
"正在装车。"杨宁儿把账本翻了一页，"爹，张记的账上个月还欠我们八钱银子，这个月又赊了二两三钱四分，加上去就是三两一钱四分了。他要是再不结，我就不给送了。"
杨守正笑了笑，茶碗盖刮着碗沿："张记是老主顾了，面铺生意也不容易，再宽限他几天。"
"宽限宽限，账上越欠越多。"杨宁儿嘟囔了一句，但还是把账记上了。她记账有个规矩——欠多少、欠了多久、利息怎么算，一笔一笔清清楚楚，谁来查账都挑不出毛病。这是她从小在粮铺里练出来的本事，数字过目不忘，账目分毫不差，杨守正有时候都佩服她，说"你要是个小子，我能送你去考个户部主事"。
粮铺门口的街上，陈虎正扛着一袋粮食往仓库走。
他今年二十了，比杨宁儿大三四岁，个子高，膀子宽，穿着一件灰布短打，袖子卷到胳膊肘上面，露出结实的小臂，上头青筋绷着，被日头晒得黝黑。一袋粮食一百多斤，扛在肩上跟没事人一样，脚步稳稳的，走路不带晃的，后颈上的汗珠子顺着脊梁沟往下淌。
他是北直隶人，崇祯十一年那年大旱，颗粒无收，爹妈都饿死了，他带着妹妹陈杏一路逃难，走到临清地界实在走不动了，兄妹俩蹲在路边啃树皮，被杨守正碰上。杨守正那时候在临清尖冢镇做粮食生意，看兄妹俩可怜，给了他们两碗粥喝，又把他俩送到岳父周元礼的拳场里。周元礼在尖冢镇开拳场教潭腿，收了陈虎当学徒，在拳场里干活学艺，白天扛水劈柴扫地，晚上跟着练两趟腿法，管吃管住，一个月还给两个零花钱。
陈虎在拳场待了四年，潭腿的底子打扎实了，胳膊上的腱子肉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去年秋天，杨守正的生意从临清挪到了东昌府，需要一个信得过的护院，就把陈虎带了过来。陈虎的妹妹陈杏五年前就被杨家收留了，一直跟着杨宁儿做丫鬟，名为主仆，实为姐妹，两个姑娘一起长大，吃一锅饭，睡一张床，夜里睡不着了说悄悄话。
陈虎把粮食扛进仓库，码好了，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出来说："掌柜的，那批高粱到了没有？码头上说今儿到货。"
杨守正道："午后再看看，别急。"
陈虎应了一声，走到粮铺门口的石墩子上坐下，从旁边的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瓢，水顺着下巴往下淌，抹了把嘴。他坐着没事，眼睛往码头上扫了一圈——漕船靠岸了三艘，脚夫们在卸粮，有个穿蓝布衫的小贩挑着担子从街上过，担子里是刚出锅的炸糕，油香味飘过来，陈虎吸了吸鼻子，肚子叫了一声。
"哥！"一个扎着丫髻的小姑娘从粮铺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块炸糕，用油纸包着，"宁儿姐让我给你的，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是陈杏，陈虎的妹妹。她今年十四，比杨宁儿小两岁，圆脸，大眼睛，性子泼辣，嘴也利索，在杨家帮着杨宁儿做家务、管货物，手脚麻利得很。她把炸糕往陈虎手里一塞，自己在他旁边坐下来，两条穿着粗布裤的腿晃荡着。
"哥，码头上有人说北边又打仗了。"陈杏压低声音，嘴里还嚼着半块炸糕，"说鞑子入关了，好像打了济南还是哪儿，死了好多人。"
陈虎咬了一口炸糕，外焦里嫩，豆沙馅甜丝丝的，嚼着说："年年都打，去年也打了。东昌有湖围着，鞑子过不来，怕什么。"
"要是过来了呢？"
"过不来。"陈虎说得很笃定，嘴里塞满了炸糕，说话含含糊糊的，"东昌湖那么宽，骑兵冲不过来，就东门那一段窄路能走，城墙那么高，打什么打。"
陈杏"哦"了一声，又晃了晃腿，说："宁儿姐这两天一直在盘账，说粮库里的存粮有两千多石，够卖到秋收了。"
"两千石。"陈虎点了点头，"不少了。"
兄妹俩坐在石墩子上晒太阳，日头晒在背上暖烘烘的。码头上号子声、叫卖声、锣鼓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很。光岳楼上的铜铃叮叮当当地响着，声音被风送过来，清清脆脆的，像是有人在远处摇铃铛。
杨宁儿在柜台后面继续拨算盘。今天要盘的账不少——上个月进了多少粮、出了多少粮、还欠多少账、码头上的脚夫工钱结了没有、仓里的存粮够不够卖到秋收。她算得很仔细，每一笔都对了三遍才落笔，算盘珠子噼啪响个不停。算到一半，笔尖干了，她拿笔蘸了蘸墨，墨是便宜的松烟墨，闻着有股松脂味，继续写。
写到"临清"两个字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临清。去年清兵破了临清，烧了半座城，她外公的拳场也烧了，周元礼不知道是死是活。她们一家是提前两天得到消息跑出来的——杨守正在码头上有眼线，听说清兵南下，连夜收拾了银两粮食，全家坐船顺运河到了东昌府。走的时候拳场还在，外公站在码头上送她们，挥着手让她们快走。后来听陆续逃出来的人说，拳场烧了，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周老爷子大概没能跑出来。
杨宁儿没见过外公的死，也没去确认过，她心里还存着一丝念想——也许老爷子跑了呢？也许躲在哪个亲戚家里呢？但她也知道，这大概是自欺欺人。临清城破之后，逃出来的人说城里头死人堆得跟山似的，运河都堵了。
她把"临清"两个字写完了，翻过一页，继续算账。竹笔在纸上划过，发出细碎的沙沙声。
街上，一个卖豆腐脑的老汉挑着担子从粮铺门口经过，吆喝了一声："豆腐脑——热乎的豆腐脑——"声音拖得老长。杨宁儿摸出两个大钱，叫陈杏去买了一碗。豆腐脑端进来，上面浇了一勺黄花木耳打卤，淋了醋和蒜汁，香喷喷的，热气熏得脸发暖。她用勺子舀着慢慢吃，另一只手还在翻账本。
"宁儿，"杨守正从后院走出来，脸上带着点凝重，茶碗放在柜台上，发出嗒的一声，"码头上的船户说，北边的漕船这两日少了，往常一天能到七八艘，昨天只到了两艘。"
杨宁儿放下勺子，卤汁沾在嘴角："漕船少了？是不是运河上有事？"
"不好说。"杨守正道，"也可能是冰刚化，船走得慢。但也可能……北边真出了事。"
杨宁儿想了想，用勺子搅了搅豆腐脑，说："爹，要不咱们多进些粮食存着？万一北边打过来，粮食比银子值钱。"
杨守正看了女儿一眼，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下午你把账盘完，列个单子，看看还能进多少粮，银两够不够。"
"行。"杨宁儿应了，低头继续吃豆腐脑，脑子已经开始盘算了——粮库里有两千石，如果再进五百石，加上码头上到的那批高粱，能存到两千八百石。银子还剩三百多两，买五百石粮要二百两左右，还剩一百两做周转。数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她拿竹笔在账本边上写了几行小字，算了个大概，字小得跟蚂蚁似的。
码头上又来了一艘船，吃水深，船舷压得低，是从南边来的粮船。脚夫们吆喝着卸货，麻包从船上扛到岸上，嘭嘭地响。山陕会馆的戏唱完了，锣鼓声停了，换了一段丝竹，大概是歇场的时候奏的曲子，软绵绵的。日头升到了头顶，照在东昌湖面上，水光粼粼的，晃得人眼睛疼，岸边的柳树影子缩成了一小团。
这是个寻常的日子，和往常一样。码头上的脚夫照常扛包，卖豆腐脑的照常吆喝，光岳楼的铜铃照常响。
东昌府的百姓们不知道，一百五十里外的卫河湾，一场伏击战刚刚打完。一支三千人的明军带着一万多被救出来的百姓，正沿着运河南岸，朝东昌府的方向走来。"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6388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