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沉默了两秒钟，然后笑了一下：“没错。瑞士老表，修了一晚上。”
沈若兰没再多问，端着茶杯转身上了楼。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你身上有股江水的味道。”她没回头，“我记得你不爱去江边的。”
她说完就上去了。
我站在原地，手还放在柜子把手上。那股江水味我闻不出来，但她能。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换下来的衬衫——虽然换了干的，但手上和头发上沾着的江水味确实在。
她注意到了。
但她没有追问。
我靠在柜子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发了好一会儿呆。
然后我想起了一件事。
昨天下午，我换了一块新游丝给我的备用手表。当时我想的是，只要有人敢拨动这块表，齿轮就会发出警报。
我打算等沈若兰睡熟了，去把她怀表里的游丝换掉。
但就在我踮着脚走到卧室门口，手刚搭上门把手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细节。
沈若兰的枕头下面。
那枚徽章。
那个刻着“76号特工·内线”字样的徽章。
我不知道它是从什么时候放在那里的。是昨天？是上个月？还是更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火车上看到的那只怀表——被罗帕包着的，绣着“时安保重”的那一只——不见了。
它没有掉在火车上。
它被人拿走了。
而沈若兰昨晚遇到盘查的时候，她说的是“我丈夫今晚一直在修一块瑞士老表”。
这句话，没有错。但问题是，76号的人为什么会问“我的丈夫”？
他们难道不应该问“顾时安在哪里”？
她用“我丈夫”三个字替换了我。
这本身，是保护，还是某种暗示？
我站在门口，脑子里齿轮疯狂转着，但没有答案。
我伸手推开门。
沈若兰已经睡了，侧躺在床上，头发散在枕头上。她怀表放在床头柜上，表面朝下，藏在罗帕下面。
我走过去，伸手想把罗帕掀开。
然后我摸到了。
枕头底下，有什么东西硬硬的，硌着我的手指。
我不动声色地收回手，走到书桌前坐下，装作翻账本。但我的指尖还在发麻。
那枚徽章，就在她能触及的地方。
我看着她熟睡的脸，心里翻涌着各种可能。
然后，她翻了个身，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时安，修好了吗？”
我不知道她是在说怀表，还是别的什么。
我坐在黑暗里，盯着天花板，一直到天完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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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小鸽子从旧钟座里搬出来的时候，他的手还在抖。
旧钟座是我父亲留下来的，一个将近两米高的德国落地钟，外壳是橡木，内胆是精钢，能隔绝一切热源探测——是我试过的。我拿煤油灯贴着外壳烤了三分钟，里面温度一点没变。当年日本人搞过一批热感应仪，专门查藏在墙里的活人。父亲就是为了这个，特地搞了这口钟。
现在，小鸽子就藏在里面。
我打开钟的暗门，他已经醒了。眼睛瞪得大大的，手里攥着那半块铜齿轮链坠，像攥着自己的命。看到我，他没说话，只是往我怀里缩了缩。
“没事了。”我低声说，“出来喝口水。”
他爬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呼吸很慢，很浅。是那种捂着自己嘴巴睡觉练出来的本事。这孩子才七岁，但已经知道不发出声音有多重要了。
我给他倒了杯凉白开，他捧着杯子喝了两口，然后突然拽了拽我的袖子。我低下头，他凑到我耳边，声音几乎听不见：“叔叔，今天有人来找过你。”
我的心一紧。
“谁？”
“一个大叔。穿黑衣服的，脸上有疤，说话声音很大。他喊你名字，还在你店门口站了好久。”
周阿四之前也说过，赵德生来过一次。但那是在我出门之前的事。
也就是说，赵德生在我没出门之前，就已经来过一次了。
然后他等我在火车站办完事，又带人追上火车。
他知道我的所有路线。
他甚至知道我出门的时间。
我正在想这些事的时候，门外的吆喝声响起来了。
“顾师傅！顾师傅在不在？”
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上午十点，正是茶馆开门、行商上街的时候。这声音我认得——是十里铺卖布鞋的宋大娘。她嗓门大，一条街都能听见。
我让小鸽子缩回钟座里，然后把暗门合上。座钟的玻璃在晨光里泛着暗色，看不到里面任何动静。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店门。
门外站着的不是宋大娘。
是赵德生。
他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腰间鼓起一块——那是枪。嘴角衔着一根没点燃的香烟，笑眯眯地站在我的门廊下面。身后还跟着两个小喽罗，一样的中山装，一样的腰间鼓起。
“顾师傅，别来无恙啊？”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像是多年老友，“听说最近上海滩来了个‘钟表匠特工’，专门给我们日本人送大礼。我寻思着，整个法租界最有名的钟表匠不就是你顾师傅吗？所以特地来请教请教。”
他的语气轻飘飘的，像在聊天，但我背后已经冒了一层薄汗。
他知道了多少？他知道小鸽子在这里吗？"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5761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