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里，海门港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丁石匠带着石工组拆旧炮台的条石，骡马驮着千斤重的石料在码头上来回穿梭，铁蹄在石板路上敲出火星。木工组在码头边搭起临时工棚，锯木声从早响到晚，刨花堆得像小山。傅老匠光着膀子在堤岸上指挥清淤，淤泥一筐一筐从港池里挖出来，晾干的淤泥掺上石灰和碎贝壳，又成了修防波堤的夯土材料。老匠人管这叫“物尽其用”。
港口一边修，一边已经在用了。胡大海的两条商船率先靠了岸，卸下温州运来的铁料和硫磺，装上义师屯田队产的冬麦和匠作营打的农具，准备运往福建换货。码头上装卸货物的号子声混着木匠的锯声和石匠的凿声，热闹得像过年。
屯田也在同步推进。
程维垣带着郑国忠和几个田正，花了五天时间把三卫的军屯田和周边抛荒地全部丈量登记。台州湾沿海地势平坦，水系发达，土地比天台山上的梯田肥沃得多。但也有麻烦——沿海的土地盐碱化严重，不少地块多年抛荒，芦苇长得比人还高，地底下全是盘根错节的芦根。
郑国忠对这块地太熟了。他带着降兵们放火烧荒——冬季芦苇干枯，见火就着，黑烟在海风中翻滚着升上半空，几里外都能看见。烧完荒的地黑乎乎的，翻开来下面是暗褐色的肥土，捏一把在手里，润得能攥出水。郑国忠蹲在田头抓了一把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站起来对程维垣说：“程先生，这块地种春麦，亩产能到两石。”
程维垣在册子上记了一笔。他回头望向连绵的烧荒烟火，忽然想起几个月前在天台山上第一次见到林砚时的场景——那时他问林砚，义师到底要做什么。林砚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带他走到洞口，指着山下正在焚烧的村庄说：“我要让那些烟，变成这样的烟。”当时他没听懂，现在他懂了。清军放火烧村，烧的是人的命；义师放火烧荒，烧的是地的明天。
到正月初，海门三卫丈量出的可耕地已超过八千亩，分给了降兵家属和新投奔的流民近四百户。程维垣在每村设了田正，沿用天台大营的规矩：三年免赋，三年后按旧制六成纳粮。分到地的农户们迫不及待地在田头插下了刻着自己姓氏的木桩——有的人没有木桩，就用石头垒了个界标。这些界标歪歪扭扭，大小不一，但在他们眼里，比任何官府的界碑都更让人安心。
正月初五，年还没过完，一匹快马踏着晨霜冲进了海门卫的城门。
马上的人穿着张煌言水师的号衣，浑身被海风和泥浆打得透湿，嘴唇冻得发紫。他几乎是从马鞍上滚下来的，被守门哨兵扶住时已经说不出囫囵话，只从怀里掏出一封被汗水浸得半湿的信，塞进哨兵手里，嘶哑着嗓子挤出三个字：“给林百户。”
林砚拆开信的时候，手里的炭笔掉在了地上。
张煌言的字迹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与他平时工整的楷书判若两人。信上只有寥寥数行——
“腊月二十五，扬州城破。多铎屠城十日，史可法殉国。军民死者不可胜计，扬城为之一空。正月初三，清军渡江。弘光帝出奔，南京大乱。兄见此信时，江南半壁已非明有。弟在鄞县整军待命，兄若有所动，弟水师全力策应。煌言泣血顿首。”"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5606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