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雨停，第三天下霜，第四天起风。他依旧四点出门，五点前抵达。有时卫兵会多问一句“今天有什么？”他只答：“和往常一样。”不再多说。第五次，对方不再查证，见他来，直接开门。
第十八天，侍从副官在递文件时多了一句：“委员长说，近来地方舆情部分写得清楚。”
余龙应了声“是”，没抬头。
第二十一天，情报里提到某省财政厅突然冻结三笔军费拨款。当天下午，军事委员会接到该省驻京代表紧急申诉。晚上九点，副官单独来找他，说：“明天起，铁路沿线治安报告不必抄送内政部，直接报上来。”
余龙问：“格式有特别要求吗？”
“不用套话。”副官说，“委员长想听实情。”
当晚，他重写了三天积累的铁路巡查记录。删掉“总体平稳”“尚可控”这类词，补上盗匪常出没的三个路段、巡警换岗时间规律、夜间货运列车被劫频率。最后加了一句：津浦线南段十一月至十二月劫案同比上升百分之六十二，建议增派武装押运。
第二天五点四十分，他再次站在四楼门口。副官接过文件袋时，屋里传出声音：“是谁？”
“余龙。”
屋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是翻纸的声音。
过了会儿，副官出来，神情与平时不同：“委员长说，以后这类事，先问你的意见。”
余龙点头，转身下楼。走廊灯光昏黄，他脚步没变，但心里清楚，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从前他是递情报的人，现在是能影响判断的人。
接下来的日子，他报送的内容逐渐多了些以前不会写的细节。比如某位部长近日频繁接触外宾，比如长江北岸民间枪支交易量异常增长，比如上海租界内有不明资金大量购入黄金外汇。这些信息都不带来源，只陈述事实，语气冷静，像天气预报一样平常。
可正是这种平常，让人信。
有一次，蒋介石在批阅时发现，余龙提到某军分区参谋长近期常去城西一家私人诊所。他没在意，直到三天后，那位参谋长因涉嫌通敌被捕——调查发现他确实在那家诊所与外国使馆人员秘密会面。
那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余龙所报，细而准，胜于空谈者。
他没让人传话，也没召见。但从此，余龙的情报总是第一个被拆开，摆在最上面。
一个月后的早晨，余龙照常递上文件。这次的内容涉及华北局势，重点写了地方民团与正规军之间的摩擦隐患。他刚转身要走，门内忽然传出声音：“余龙。”
他停下。
“你对北方地方武装怎么看？”
问题来得突然，但不算意外。他略一思索，答：“表面散乱，实则各有依附。若无人牵头，不足为患；若有外部势力渗透，则易成燎原之势。”
屋里沉默片刻。然后是纸张翻动声。
“明日准备一份专项分析。”蒋介石说，“范围扩大到整个长江以北。”
“是。”
他退出房间，关门。走廊静得能听见自己呼吸。他知道，这是第一次被主动征询研判意见，不再是被动接收任务。这一步不大，但踩实了。
中午回办公室，他泡了杯浓茶，打开抽屉，取出新的卷宗本。封面还是空白，他写下标题：《长江以北地方武装活动趋势初步研判》。下面一行小字：拟呈委员长亲阅。
他开始整理手头资料。不引用档案编号，不标注密级，所有信息都化为平实叙述。他写民团如何借剿匪之名扩编，写地方士绅如何暗中资助武装，写某些部队换防时故意留下武器弹药。每一句都有出处，但不说出处。
傍晚六点，办公室只剩他一人。窗外天色灰暗，南京城渐渐亮起灯火。他停下笔，伸了个腰，喝了口冷掉的茶。
这时，电话响了。
他接起来。
“余龙吗？”是侍从室值班员，“委员长临去奉化前交代，你所报每日必呈。就算他不在南京，也不能断。”
“我知道了。”他说。
“还有，”对方顿了顿，“他说你用心。”
电话挂了。
他放下听筒，坐回椅子上，盯着桌上的卷宗看了很久。然后继续写下去。
深夜十一点，他终于合上本子。外面雨又开始下，不大，细细密密敲着玻璃窗。他把材料装进防水文件袋，锁进保险柜。站起来活动肩膀，走到窗边。
远处宁海路主楼还亮着几盏灯。他知道，那几间屋子今晚也会有人守着，等他明天送去新的一份。
他吹灭台灯，办公室陷入黑暗。
第二天清晨四点，闹钟响起。他起床，洗漱，穿衣，检查公文包。一切如常。
雨还在下。
他撑伞出门，黄包车已经在等。车夫见他来，默默把车篷拉严。
车子驶向宁海路，经过中山北路时，一辆黑色轿车从岔道驶出，车牌遮着布。他看了一眼，没多想。
车停在官邸侧门外。他下车，整了整大衣领子，手里紧握文件袋。
卫兵照例放行。
他走上楼梯，脚步平稳。四楼走廊空荡，灯光明亮。他站在门前，抬手敲门。
门开了。
副官接过文件，低声说：“委员长在奉化，但桌上留了空位——专给你这份预备的。”"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5563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