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等的不是卖鞋的老头，也不是讨薪的妇人。
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寡妇。
她蹲在石阶最下面那一级上，膝盖上放着一只蓝布包袱。
包袱打得很紧，边角都折得整整齐齐，像是她出门前特意整理过的。
她看到温如玉走近时站起来，手在衣摆上擦了擦，嘴唇动了动像是要喊人又没喊出声。
温如玉走到她面前时她才开口：“是……是温姑娘吧？”
“是。您是来找我的？”
“我姓柳，娘家姓方，街坊都叫我柳婶。我想求您帮我看看一个案子。”
“什么案子？”
“我丈夫前年去世了，留下三间铺面和城郊的一片菜地。他生前没有立过继子，按理说这些产业都该由我来继承。”
“现在呢？”
“现在他堂兄把我告了。说我丈夫生前写过一张过继文书，要把产业都过继给他堂兄的儿子。”
“你见过那张文书吗？”
“没见过。但他说有，还说文书上有我丈夫的指印。”
温如玉沉默了一息。
她的目光落在柳婶那只蓝布包袱上，包袱的边角有一处被磨出了毛边，像是被反复打开又系上过很多次。
“您能带我去看看那三间铺面吗？”
柳婶点了一下头，那动作轻得像怕自己点头点重了就没人愿意跟她走了。
温如玉带着柳婶穿过长街，拐进城南一条比周大家那条巷子更窄的巷子。
巷子两侧的铺面多半关着门，门板上的漆皮脱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胎。
柳婶在一间半掩着门的铺面前停下来。
铺面上方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匾，上面写着“柳记杂货”四个字，字迹已经模糊了，只能勉强辨认出轮廓。
“这是我丈夫生前开的铺面，”柳婶说，“另外两间在街对面，一间租给了卖布的张嫂，一间空着。”
“这间现在还开着吗？”
“不敢开。他堂兄三天两头带人来闹，说这铺面已经是他的了，我要是开门他就把我的东西全扔出去。”
温如玉走到铺面前推了一下那扇半掩的门。
门轴发出干涩的吱呀声，像是很久没有被推开过。
里面堆着一些落满灰尘的坛坛罐罐和几卷发黄的布匹，柜台面上积了一层薄灰，柜台角落放着一把算盘，算珠停在一个数上，大约是最后一次结账时被拨到那里的。
“那纸过继文书，他堂兄有没有给你看过？”
“没有。他只说文书在他手上，是我丈夫五年前写的。可我丈夫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提过这事。”
“五年前。”
柳婶的嘴唇抿了一下，抿出一道深深的竖纹：“五年前我丈夫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没挺过去。那时候他堂兄倒是来探过两次病。”
“他堂兄来探病的时候，你丈夫有没有写过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那天我去药铺抓药了，回家的时候他堂兄已经走了。我丈夫躺在床上，精神不好，没跟我说什么。”
“你丈夫手上的指印，你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吗？”
柳婶摇了摇头，摇得很慢。
她看着柜台面上那把算盘，像是透过它看到了别的什么。
温如玉站在铺子里环顾了一圈。
铺面不大，大约一丈宽、两丈深。
正对着门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已经发黄的年画，画上是一个抱着鲤鱼的胖娃娃。
年画右下角有一小块油渍，大约是某次吃饭时溅上去的。
“他堂兄叫什么？”
“叫柳贵。在城西开了一间酒楼，看着阔气，但听说欠了不少债。”
“他怎么说的？说那过继文书是哪年哪月哪日写的？”
“他说是永宁二年七月十四。那天是我丈夫的生日，他堂兄带了酒菜来给他过寿。”
“你那天不在家？”
“在的。那天我在家，但我在厨房里忙活，没听到他们在堂屋里说了什么。饭后他堂兄就走了，我丈夫也没提过什么文书。”
温如玉没有立刻回应她。
她在脑中把那段时间线拆开了又拼上。
永宁二年七月十四，丈夫生日，堂兄来贺寿，带了酒菜。
柳婶在厨房，没有听到堂屋的对话。
饭后堂兄走了，丈夫没有提文书。
五年后丈夫去世，堂兄拿出一张据称是那天写下的过继文书。
她的目光落在那把算盘的算珠上。
她伸手拨了一下，算珠哗啦一声滚到横梁最左侧停了。
“柳婶，你丈夫识字吗？”
“识一些。他能写自己的名字，也能看账本。但长文章看不懂。”
“那张过继文书，你堂兄说内容是什么？”
“他说我丈夫把三间铺面和那片菜地全部过继给他儿子柳福生。连我住的屋子也在里面。”
温如玉把算盘放回原位，拍了拍手上的灰。
“您现在住的屋子还在吗？”
“还在。但他堂兄也说要收走，说那是铺面的附产。”
“他有没有给过你任何书面证据，证明你丈夫生前曾答应过这件事？”
“没有。他就是带了几个人来闹，说文书在他手里，他说了算。”
温如玉想了想，转身走出了铺面。
柳婶跟在她身后，蓝布包袱被她重新系好搭在了肩上。
“温姑娘，您能帮我这个忙吗？我知道我没有多少钱，但我可以拿两间铺面的租金来抵您的工钱——”
“我先看看那张文书再说。”温如玉打断了她，“您能不能想办法让我看一眼那张过继文书？不用拿到手，看一眼就行。”
柳婶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衡量什么。
然后她压低了声音说：“他堂兄把文书锁在酒楼里了。但那酒楼后院有个放杂物的棚子，我丈夫生前跟他堂兄走动的时候去过几次，知道那棚子后面有一道门，是通他堂兄书房的。”
“那扇门平时锁着吗？”
“锁着。但门轴是铁的，用久了有点松。如果用力推几下，门闩会滑开。”
温如玉听完这句话之后看着柳婶，柳婶也看着她。
两个人站在这间积灰的杂货铺门口，过道里灌进来的风把柳婶鬓角的白发吹起来几缕又落下去了。
“您带我去认认那间酒楼的位置，”温如玉说，“不用进去，认个门就行。”
柳婶带着她穿过三条巷子，拐过一处卖活禽的集市，在一栋两层的木楼前停下来。
楼上的木匾写着“柳家酒楼”四个金字，漆面鲜亮，和杂货铺那块褪色的匾像是隔了十年。
温如玉站在斜对面的墙根下看了一会儿。
酒楼门口进进出出的人不少，一个穿绸袍的男人站在柜台后面，大约就是柳贵。
她没有多看那个人，目光落在酒楼侧面那条夹道上。
夹道尽头有一扇不大的木门，门上挂着一把铜锁，锁梁粗厚，看起来是新换的。
“就是那道门。”柳婶说，“以前是旧铁门闩，现在换了新锁。”
温如玉点了点头，没有走过去细看，转身沿着原路返回了。
她回到大理寺的时候午时已经过了，杨主事没问她上午去了哪里。
她坐下来把柳婶案子的细节在脑中重新过了一遍。
这张过继文书的关键点有几个。
第一，书写时间。如果文书真的是永宁二年七月十四写的，那纸上的墨迹、纸张的氧化程度、指印的清晰度都应该符合那个年份的特征。
第二，书写者。柳婶说丈夫识字但写不了长文章，那张过继文书如果要写得完整合规，多半不是他丈夫亲笔写的。
第三，证人。过继文书这种东西，按大虞朝的惯例通常需要两位证人在场画押才算有效。
她不知道柳贵那份文书上有没有证人的名字。
如果有，她需要知道那两个人是谁。
如果没有，这份文书在律法上的效力就是残缺的。
温如玉把这三条记在脑中的时候，顺手在废纸上写了下来。
她写完看了看，又把纸折好塞进了袖中。
她还需要等一个机会。
等到柳贵不在酒楼里的时候，她去那间书房附近看一眼。
不用进去，只需要知道那扇门后面有没有别人看守就够了。" ["create_time"]=> string(10) "17855534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