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关上。李牧坐在床上，听着窗外隐约的汽车声。利顺德饭店是涉外饭店，偶尔有外国人的声音传来。
他想起大胡子和猴子。大胡子被送去内蒙“试活”，以他的胆量，很可能失败，然后被“处理”。猴子在做假证件，做得好可能留条命，但也是工具。
只有他，因为“眼睛里有东西”，被留下。
这是幸运吗？加入青龙帮，做人口贩运，抓住就是死刑。但拒绝，现在就是死。
他躺下，盯着天花板。1983年，他二十三岁，成了黑帮成员。母亲早逝，父亲在他十九岁那年因盗墓入狱，至今还在牢里。虽然父亲教过他一些手艺和生存的机灵劲儿，但很多为人的道理，终究是来不及教了。从那时起，他就一个人，活到现在，靠的也是这份机灵。
现在，机灵救了他一命，但也把他推进更深的黑暗。更让他心绪难平的是张国栋的话，父亲与这个青龙帮二当家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往？那“微薄情谊”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
窗外，和平路的路灯一盏盏熄灭。夜深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秃顶胖子来敲门。李牧一夜没睡，眼睛布满血丝。
“走。”胖子只说一个字。
下楼，饭店门口停着辆“北京”吉普。张国栋坐在副驾驶，李牧和胖子坐后排。车开出市区，往东走，朝着塘沽的方向。
1983年的天津郊区还有不少农田和盐碱地，偶尔有几根工厂的烟囱。吉普开了半小时，停在一个废弃的碱厂前。碱厂已经停产，厂房破败，院子里杂草丛生。
张国栋下车，带李牧走进碱厂。里面被改造成了住所，有床、桌子，还有台电视机。三个男人正在吃早饭，见张国栋进来，都站起来。
“大哥。”张国栋朝最里面的人点头。
那人坐在轮椅上，五十多岁，脸上一道刀疤从额头划到下巴。他穿着中山装，手里盘着两个核桃。
“新来的？”轮椅上的男人声音沙哑。
“李牧。”张国栋介绍，“昨天试过了，机灵，没牵挂。”
轮椅男人盯着李牧看了几秒：“多大了？”
“二十三。”
“年轻。”男人点头，“知道干什么吗？”
“栋哥说了些。”
“说清楚。”男人转动轮椅，靠近些，“青龙帮做人口生意。从内蒙、河北收人，运到天津港，再出海。”
李牧点头。心里发冷，但脸上平静。
“为什么干这个？”男人问。
“活命。”李牧说。
男人笑了，刀疤扭曲：“对，活命。这世道，要么吃人，要么被吃。你选哪个？”
“吃人。”
“好。”男人挥手，“带他去学规矩。”
一个瘦高个带李牧到碱厂角落，给他一本手写的小册子：《青龙帮规》。第一条：背叛者死。第二条：泄密者死。第三条：私吞者死。
后面是操作流程：怎么选目标，怎么谈价格，怎么运输，怎么应付警察。还有严打期间的注意事项：不走大路，不住旅馆，不联系家人。重点标注了天津港的几条隐秘装卸通道。
册子扉页还有一行醒目的红字：“青龙帮，不做歪门邪道。我们是正宗的偏门买卖，靠码头吃饭，凭规矩立身。”李牧盯着这行字，心想，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偏门。
中午吃饭，白菜炖粉条，两个窝头。张国栋坐他旁边：“怕了？”
“有点。”
“正常。”张国栋说，“我第一次也怕。但干几次就习惯了。钱是真的，女人也是真的。”
“女人……”
“我们有规矩。”张国栋压低声音，“运输途中不准碰。到了地方，买家验货，合格才付款。这是生意，不是强奸。”
李牧没说话。他知道这是自我安慰，但只能接受。
下午，瘦高个带他去看“仓库”——碱厂后面的地窖。打开铁门，里面关着五个人：三个女人，两个女孩。最小的女孩看起来不到十岁，缩在角落。
“新收来的。”瘦高个说，“今晚装船。”
女人们眼神空洞，不哭不闹。李牧知道，这是绝望。空气里弥漫着碱厂遗留的刺鼻气味和海风的咸腥。
晚上，张国栋叫他到碱厂外抽烟。四月的夜晚有凉风，远处能隐约听见海河的流水声。
“明天你跟车。”张国栋说，“去港口。路上学学。”
“车上有谁？”
“我，你，还有两个兄弟。货在车厢里。”
“警察查呢？”
“有证件。”张国栋说，“猴子做的，以假乱真。”
李牧想起猴子。不知道他活着还是死了。
“大胡子呢？”他问。
张国栋沉默了几秒：“内蒙那边来信了。他搞不到人，还想跑。处理了。”
处理了。三个字，一条命。
李牧吸了口烟，烟味呛人。1983年的“大前门”，三毛钱一包。他想起昨天这时候，还在巷子里数那五千块钱。一天时间，人生天翻地覆。
“后悔吗？”张国栋问。
“后悔有用吗？”
“没用。”张国栋笑了，“所以别后悔。往前看，挣钱，活命。”
他拍拍李牧肩膀：“你年轻，机灵，能混出来。我看好你。”
李牧没说话。他看着远处的盐碱地，有农民在整地。1983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铺开，农民开始富起来。城市里，个体户、万元户越来越多。港口上，货轮进进出出。他心里依旧惦记着张国栋与父亲的过往，却不敢再问，只能压在心底。
第二天一早，吉普车出发。车厢里装着“货”，李牧坐在副驾驶。张国栋开车，哼着邓丽君的歌。
车开出碱厂，上通往港口的公路。路两旁是春天的田地，冬小麦返青，一片嫩绿。
李牧看着后视镜，碱厂的烟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地平线。" ["create_time"]=> string(10) "17782528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