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教授盯着我看了三秒钟。那三秒钟里，我感觉自己的每一根汗毛都在说谎。但他的目光移开了，在表格上写了一行字，我没看清写的是什么。
“好，我们开始。”周教授把笔放下，双手交叉搁在桌上，“这个课题的伦理审查有几个核心问题，我需要你们逐一回答。第一个问题——”
他翻开表格的第一页，念道：“研究涉及模拟历史人物。课题组如何确保这些模拟人物的……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数据主体’的知情同意权？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即使是在量子模拟环境中再现的，他们有没有权利知道自己正在被研究？”
老郑举手。周教授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周老师，”老郑的语气是学术交流的客气，不是学生面对考官的紧张，“我们的模拟对象不是真实人物的意识重现，而是基于历史信息场的概率性重构。说白了，这是一个高级的统计模型，不是起死回生。就像你用气候模型模拟去年的台风——台风不会因为你模拟它就觉得自己被侵犯了隐私。”
“但是，”陈芳教授突然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晰，“气候模型模拟的是自然现象，而你们模拟的是人类个体。人类个体有情感、有思维、有尊严。即使这些个体是数据重构的，他们在模拟中的行为——例如，收到手机短信时的反应，做出决策的依据，与其他模拟人物的互动——这些行为特征会不会被你们当作数据来采集和分析？”
她顿了顿，目光从白大褂的口袋上抬起来，看着我：“路老师，你在知情同意书里打算怎么写？‘亲爱的胤礽太子，您将参与一项关于移动互联网对决策过程影响的研究。您可能会收到来自您兄弟的微信消息，其中可能包含虚假信息。您的所有操作将被记录。您可以随时退出研究，退出方式为：摔碎手机。’——你觉得这个会通过吗？”
我想说点什么，但发现她的逻辑好像挑不出毛病。
老王突然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很久的激动：“陈教授，您的问题恰恰证明了我们这个课题的伦理价值。”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老王。他的脸红红的，像是被什么情感烧着了。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提出，一切理性存在者都应当被视为目的而非手段。但是，陈教授，请问——我们如何对待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他们的尊严还存不存在？我们读《清实录》，研究胤礽被废的过程，分析他每一个决策的心理动机——这难道不是在把他当作手段吗？历史学本身就是一门把人当作研究对象的学问。区别只在于，我们的手段更先进，我们的观测更精细，我们的干预——如果有的话——更直接。”
“所以你的意思是，”周教授慢悠悠地说，“因为历史学一直在把人当手段，所以你们也可以？”
老王愣了一下。
“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方法只是在延续历史学的本质，只不过我们更诚实。我们把‘把人当研究对象’这个事实摆到了明面上，而不是用‘客观描述’‘中立分析’之类的话术来掩盖它。”
周教授没有回应，而是在表格上又写了一行字。
许教授碰了碰我胳膊肘，压低声音：“老王今天是来帮倒忙的吧？”
我没回答，因为手机震了一下。我偷偷低头看了一眼屏幕，进度条跳到了百分之四十八，上面多了一行新的提示：“检测到伦理审查议题—知情同意—历史主体尊严—建议参考文献：Kant, Metaphysics of Morals, §38。”
钱唐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能给我推送参考文献？
周教授翻到了第二页。“第二个问题。你们的B组实验——给九位皇子每人一部智能手机——这会不会对他们造成精神损害？”
陈芳教授补充道：“从医学伦理的角度，任何干预措施如果可能引起受试者的焦虑、抑郁、认知混乱或其他精神症状，都需要经过特别审批。你们打算给一群前现代社会的人二十一世纪的智能手机，让他们面对信息过载、社交焦虑、数字成瘾、网络暴力——你们有没有评估过这些干预可能带来的心理创伤？”
这个问题比第一个更棘手。因为第一个问题还可以用“他们是数据不是真人”来搪塞，但第二个问题直指一个更深的困境：如果我们坚持认为B组的皇子们只是数据模型，那就不存在“精神损害”；但如果我们承认他们有被损害的可能，那就等于承认他们有某种程度的主体性。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逻辑陷阱，选哪边都会掉进去。
我正在组织语言，林小禾举手了。
“周老师，陈老师，关于精神损害的问题，我想从实验设计的角度做一个说明。”
周教授点了点头。
林小禾站起来，走到会议室前面的白板前，拿起一支马克笔，画了一条竖线，左边写“真实历史”，右边写“模拟观测”。
“在真实历史中，九子夺嫡的结果是什么？大阿哥圈禁终生，太子被废两次后幽禁至死，三阿哥郁郁而终，八阿哥被改名‘阿其那’后死于狱中，九阿哥被改名‘塞思黑’后死于押解途中，十阿哥被圈禁十四年，十四阿哥被派去守陵——九个参与者，没有一个善终。”
她在白板上把这些名字和结局一一写下来，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真实历史对九位皇子造成的精神损害和肉体损害，已经是不可逆的事实。而在我们的B组模拟中，他们面对的只是智能手机带来的焦虑和压力——大不了是刷抖音刷到凌晨三点、在微信群被人踢出群聊、发朋友圈没人点赞——这些东西对精神的损害程度，真的比被改名‘塞思黑’然后死在押解路上更大吗？”
会议室安静了。
陈芳教授的嘴唇动了动，但没有说出话来。周教授的目光从白板上移开，落在林小禾身上，过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浅，浅到我差点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你这个类比……”周教授斟酌着措辞，“很有意思。但伦理审查不能因为真实历史更残酷，就对模拟干预放宽标准。不过——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继续下一个问题。”
周教授翻到第三页，念道：“第三个问题。这个课题的潜在社会影响。如果你们成功模拟出九子夺嫡在互联网干预下的不同结果，并公开发表相关论文——会不会对公众的历史认知造成混乱？会不会有人利用你们的研究成果来为某些政治观点背书？你们的研究有没有被滥用的风险？”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也是最难回答的。因为它不涉及对错，只涉及风险判断。而学术自由和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从来没有标准答案。
张主任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周老师，如果因为担心研究成果被滥用就不做研究，那所有跟政治、历史、社会相关的研究都应该停止。核物理的研究可以被用来造原子弹，但核物理本身不是罪恶。我们这个课题也一样——我们研究的是技术如何改变权力结构，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别人怎么用这个结论，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但是你有责任。”周教授的语气硬了起来，“每一个科研工作者都有责任预判自己研究的潜在危害。你刚才的辩护理所当然地把责任推给了社会，这是不负责任的。”
空气又紧张了。张主任的嘴唇抿成一条线，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
老王忽然翻开了那本《实践理性批判》，大声念了一段：“‘理性之公共使用应当始终自由，唯有如此方能在人类中启蒙。’这是康德写的。周老师，康德认为，理性的自由使用即使有风险，也比理性的束缚更好。因为我们只有在自由中才能学会判断对错，在束缚中我们只会变得幼稚和无能。”
周教授看着老王，表情复杂。他当然知道康德，法理学的第一课就是康德的权利学说。但康德在这个会议桌上，既是一个权威，也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因为周教授本人去年刚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是《康德的伦理学说不足以指导当代科技伦理审查》。
“康德的时代没有智能手机，没有量子计算机，没有信息场重构。”周教授平静地说，“王老师，你用十八世纪的哲学来回答二十一世纪的问题，恕我直言，这是一种智识上的偷懒。”
老王的脸色变了，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我正想说什么，桌上的手机又震了。这回震动很大，整个桌子都跟着嗡了一声。周教授的目光立刻扫过来，盯着那部手机。
“那是什么？”他问。
我犹豫了零点五秒，然后把手机拿起来，屏幕朝外，给他看。屏幕上没有进度条，没有“历史信息场”，只有一行大字：
“伦理委员会的意见是正确的。”
所有人——包括周教授自己——都愣住了。
屏幕上的字消失了，出现了第二行：
“但真理不只有在安全的地方才能生存。”
然后是第三行：
“如果这个课题的风险可以被量化、被管理、被透明化地讨论——那么拒绝它，不是因为风险太高，而是因为我们不敢面对风险所带来的责任。”
最后一行字，字体突然变得很大：
“周毓文教授，您去年那篇论文的结论是：康德的不足在于他没有预见科技对伦理的冲击。但您的论文没有回答——康德没能预见到的事情，我们就能预见到了吗？”
手机屏幕暗了下去。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周教授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困惑，从困惑变成严肃，从严肃变成一种我无法描述的东西——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正在缓慢地、不可逆地改变着形状。
“谁在用这个手机跟你说话？”周教授问我。
“钱唐。”我说。
“那个……不存在的人？”
“是。”
周教授沉默了很久。他低下头，在表格上写了很长一段话。写完之后，他把笔放下，抬起头，看着我们每一个人。
“关于你这个课题的伦理审查，”他缓缓说道，“我有三个结论。”
我们都屏住了呼吸。
“第一，知情同意的问题。我同意郑老师的观点——模拟数据主体不需要知情同意，但你们必须在论文中明确说明模拟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不得将模拟结果等同于历史事实。”
“第二，精神损害的问题。我同意林老师的观点——B组模拟不会造成超出真实历史范围的精神损害。但你们必须在实验过程中设置‘情感监测’模块，如果有数据模型出现了明显的……不适……你们要有能力停止干预。”
“第三，社会影响的问题。”周教授停顿的时间最长，“我不同意张老师的观点。研究者的责任不是假象。你们必须在这个课题的所有公开成果中，主动阐述其风险和局限。不能把责任推给读者。”
他拿起那张表格，又看了一遍自己写的内容，然后把表格翻过来，在背面写下了四个字。
他把表格转过来给我们看。
那四个字是：有条件通过。
老郑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滑出去撞到了墙。许教授的眼镜掉到了鼻尖以下，但他没有去扶，因为他的手在发抖。老王喃喃地说着“康德会高兴的”，声音里有哭腔。张主任的嘴唇哆嗦了好几次，最后挤出一句：“谢谢周老师。”
林小禾没有动。她坐在那里，看着白板上自己写的九位皇子的结局，眼圈红了。
周教授站起来，收拾好桌上的材料，走到门口时忽然停住了。他没有回头，但声音清晰地传过来：
“那个用手机跟你说话的人……他到底是谁？”
我看着手中暗下去的屏幕，屏幕上映出我自己的脸。那张脸的表情很奇怪，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
“我不知道。”我说。
周教授站了一会儿，拉开门走了出去。陈芳教授跟在他后面，走到门口时回过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担忧，又像是期待。
会议室里只剩下我们自己人了。
张主任长出一口气，瘫在椅子上：“过了……居然过了……”
许教授把眼镜戴正：“多亏了林小禾那段关于真实历史更残酷的发言。小禾，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
林小禾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昨晚查了一晚上的《清史稿》，把每个皇子的结局都列了出来，越列越觉得——没有什么伦理审查比历史本身更残酷了。”
手机又震了。我拿起来一看，屏幕上只有一行字：
“进度条：52%。城门已经打开。剩下的路，靠你们了。”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打了几个字发过去：
“你到底在图什么？”
回复几乎是瞬间的：
“证明一件事——技术不是来替代历史的，是来解放历史的。历史里的人不该被永远关在书里。”
“什么意思？”
这次没有回复。
屏幕上的字消失了，只剩下进度条，安安静静地走到百分之五十三。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手机屏幕上，反射出一片柔和的光。
我忽然想起钱唐说过的那句话：“需要亲眼看到，才会相信历史可以不一样。”
也许他说的不是历史。
也许他说的是我们。" ["create_time"]=> string(10) "1778165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