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雾大，您真的打算出门吗？”
阿德勒接过围巾。那是条旧得起了毛边的灰色羊毛围巾，他在慕尼黑大学时期买的，洗得原本深灰的颜色都泛了白。
“有人请我去看一场表演。”他说。
“表演？”
“也许。”他系好围巾，掏出怀表看了一眼。六点二十五分。“也许只是一场闹剧。”
女仆没有追问。三十年的雇佣关系让她学会了一件事：当这位老教授说出这种近乎自语的句子时，他只是在思考，并不需要回答。
马车在雾中走得极慢。
阿德勒靠在车厢里，听着马蹄踏在石板路面上的声响，沉闷而规律。雾气从车窗的缝隙里渗进来，带着十二月的寒意和泰晤士河那股永远散不去的腥气。
布莱克伍德宅邸位于摄政公园附近。住在那里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收入不菲的医生、退休的大法官、从殖民地搜刮了足够财富回国享福的爵士们。他们住在一栋栋灰色的、方正的乔治亚式大宅里，门前的石阶永远刷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摆着修剪整齐的冬青。
本杰明·布莱克伍德就是其中一位。
四十岁，外科医生。他在哈利街开私人诊所，据说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几位特定的大贵族服务。阿德勒两年前在一次皇家学会的晚宴上见过他一面，只记得那人说话很轻，握手时手指干净修长，手心干燥而冰冷，像某种冷血动物。
仅此而已。
他们算不上认识。可那人却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来看一桩“完美的作品”。
马车在六点五十五分时停了下来。
阿德勒下了车，抬头打量眼前的宅邸。那是一栋三层的连排住宅，外墙是伦敦常见的浅灰色砖石，在昏暗的光线下几乎变成了黑色。一楼所有的窗户都亮着灯，暖黄色的光透过厚窗帘的边缘渗出，在雾中勾出一块块模糊的亮块。
门口停着三四辆马车，车夫们都缩在车座上，领子拉得高高的，一个个像沉默的乌鸦。
空气里混杂着香料热酒的甜腻，底下压着散不去的煤烟味，吸进肺里带着一股湿冷的潮气。
阿德勒按了门铃。
门几乎是立刻就被打开的。
开门的是个女人。三十岁上下，黑色长裙，白色围裙，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紧得发亮的髻。她站在那里，脊背挺得笔直，像是一尊被精心打磨过的瓷器。脸上没有表情，却也不能说是冷漠——更像是某种刻意削去了所有情绪的、绝对的克制。
“阿德勒教授，”她开口，不是疑问句，“医生在等您。”
阿德勒注意到她没有用“主人”或“先生”这种称呼。
“医生。”
只说了这一个词。
他把帽子递给她。“你是？”
“我是克莱尔·卡特莱特。”她接过帽子和外套，举止利落得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布莱克伍德宅邸的女管家。”
“医生今晚邀请了很多人吗？”
克莱尔转过身，开始沿着走廊向前走去。她的脚步轻得几乎听不到声音，好像她穿的不是皮鞋，而是某种更柔软的、更隐秘的东西。
“这是一个常规的晚宴，教授，”她说，没有回头，“来宾一共二十位。”
“包括我？”
“不包括。”
阿德勒跟在她身后，穿过铺着深红色地毯的门厅。走廊两侧的墙壁上挂着几幅油画，画的都是些灰蒙蒙的风景——荒原、海岸、暮色中的麦田。没有人物画。这个宅邸的主人似乎不愿意在任何人的脸上再多停留一刻。
走廊尽头是餐厅的门。门虚掩着，里面传出杯盏碰撞的轻响和听不清楚的低语声。
克莱尔在门前停住。她转向阿德勒，那双深棕色的眼睛在他脸上停了一瞬。
“医生为您安排了特别的位置，”她说，“在角落的小桌。他说您不需要参与对话，您只需要……观察。”
“观察？”
“这是他的原话。”
阿德勒没有立刻推门。他看着克莱尔，忽然问道：“卡特莱特小姐，你为医生工作多久了？”
女人的表情没有变化。
“七年。”
“那你应该很了解他。”
克莱尔沉默了一息。然后她说：“教授，医生让我转告您一句话。”
“什么话？”
“今晚无论看到什么，都请您保持学者的客观。”
她将门推开，退到一旁，示意他进入。
阿德勒走进餐厅。" ["create_time"]=> string(10) "1777732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