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昭宁的眼睛微微一亮。
顾行舟。
她起身，拍了拍裙子上的雪屑，对春杏露出一个乖巧的笑容：“走吧。”
沈府前厅，炭火烧得正旺。
沈怀安坐在主位上，对面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男子。此人穿着一身玄色官服，面容冷峻，眉峰如刀裁，一双狭长的眼睛漆黑深沉，像冬夜的寒潭。他端坐在椅中，脊背挺直，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息。
这就是顾行舟。
沈昭宁被春杏牵着走进前厅时，第一眼就注意到了顾行舟的手。那是一双骨节分明、修长有力的手，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在前世，她会告诉你——这样的手通常属于外科医生、钢琴家，或者……验尸官。
“昭宁，来见过顾大人。”沈怀安招手。
沈昭宁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昭宁见过顾大人。”
她的声音奶声奶气的，但咬字清晰，礼仪周全，不卑不亢。顾行舟低头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一瞬，微微点头：“沈大人的千金，教养极好。”
“过奖了。”沈怀安笑道，示意沈昭宁坐在一旁，“昭宁自小聪慧，三岁便能识字读书，常缠着我讲案子当故事听。”
沈昭宁在心里翻了个白眼。爹，您这是在夸我还是在卖我？
但顾行舟的反应出乎她的意料。他的目光再次落在她身上，这次多了一丝审视的意味：“哦？沈小姐对案子有兴趣？”
“有趣。”沈昭宁诚实地说。她不能说“这是我前世的老本行”，所以只能用“有趣”来概括。虽然这个词用在人命关天的案件上显得有些轻佻，但她毕竟只有四岁，童言无忌是可以被原谅的。
“不觉得可怕？”顾行舟问。
“可怕。”沈昭宁点头，“但更想知道为什么。”
顾行舟的眉梢微微一动。“为什么”这三个字，是所有刑侦工作的起点。一个四岁的孩子说出这个词，也许只是出于天真；但她说话的语调——平静的、带着思考余地的语调——让他觉得不那么简单。
“沈大人，”顾行舟收回目光，转向沈怀安，“下官今日前来，是为城东血兰坊的案子。”
沈怀安的神色立刻严肃起来：“血兰坊？又出事了？”
“昨夜。”顾行舟从袖中取出一份文书，递过去，“第四名受害者。与前三次一样，年轻女子，独居，死后被剥去面皮。但这一次，凶手留下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顾行舟沉默了一瞬，说：“一朵兰花。血染的兰花，放在受害者胸口。”
沈昭宁的呼吸微微一滞。
血兰。
前世“画皮案”的第四名受害者——一个名叫白兰的大学实习生——的尸体被发现时，胸口也放着一朵花。不是血染的兰花，是一朵白色的雏菊，用受害者的血在花瓣上画了一个符号。
那个符号后来被证实是某个邪教组织的标志，但直到她牺牲，那个组织的真正面目都没有被查清。
现在，兰花出现了。
不是雏菊，是兰花。但考虑到两个朝代的文化差异，花的种类有变化是合理的。关键不在于花是什么花，而在于——凶手在“签名”。
每一个连环杀手都有自己的“签名”，这是他们在作案过程中独有的、非功能性的一种行为模式。不是为了完成犯罪所必需的动作，而是为了满足某种心理需求。对某些杀手来说，签名是炫耀，是挑衅，是对调查者的嘲弄。
这个凶手在签名。
而且他在升级——从单纯地剥面皮，到在尸体上放置信物，说明他的心理需求在膨胀。他不再满足于杀戮本身，他想要被看到，被关注，被承认。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签名的出现通常意味着凶手的自信达到了顶峰，他相信自己不会被抓到，因此变得更加大胆，更加肆无忌惮。而肆无忌惮的连环杀手，作案频率会急剧上升。
“顾大人，”沈昭宁开口了。她知道自己在冒险，但她必须说，“那个凶手，是不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作案之间隔了很久，然后间隔越来越短？”
厅内安静了一瞬。
沈怀安和顾行舟同时看向她。
“昭宁，”沈怀安皱眉，“大人在谈正事，你不要——”
“沈小姐说得不错。”顾行舟打断了他，声音平静，但目光锐利地盯着沈昭宁，“第一起和第二起之间隔了四个月，第二起和第三起之间隔了两个月，第三起和第四起之间——只隔了二十天。”
沈怀安愣住了，看向女儿的眼神充满了不可思议。
沈昭宁知道自己不能再多说了。一个四岁的孩子能注意到作案间隔的变化已经足够惊人，如果再深入分析凶手的心理动机，那就不是“聪慧”能解释的了。
她低下头，做出一个被大人目光吓到的样子，小声说：“昭宁听爹爹讲故事时记下的。”
顾行舟看了她很久。
那个目光让沈昭宁有一种被X光扫描的感觉——仿佛这个冷面阎罗能看穿她的伪装，直达她灵魂深处那个三十岁的犯罪侧写师。
但最终，顾行舟只是点了点头，说：“沈小姐记性极好。”
然后他转向沈怀安，继续讨论案情。但沈昭宁注意到，在接下来的谈话中，顾行舟的目光时不时地扫过她，像一把无声的刀，在空气中划出看不见的痕迹。
她知道，自己被注意到了。
这不是她想要的“契机”的最佳方式——她本想更委婉、更隐蔽地展示自己的能力，但血兰的出现打乱了她的计划。这个签名太重要了，她不能让调查方向走偏。
凶手在签名，这意味着他的心理画像需要调整。
前世的“画皮案”凶手，在她的画像中是一个低自尊、社交障碍、在现实生活中极为不起眼的人。这种人通常不会签名——他们缺乏那种“我值得被关注”的自我意识。
但如果这个凶手在签名，那画像就需要修正。他不是一个低自尊的社交障碍者，而是一个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他杀人不是为了宣泄愤怒，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
这两种画像指向的嫌疑人类型完全不同。
如果调查方向错了，抓到的要么是替罪羊，要么永远抓不到人。
沈昭宁端起牛乳喝了一口，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她需要看到现场。
不是卷宗上的文字描述，而是真正的现场——血迹的喷溅方向、尸体的姿态、凶手进出路线的痕迹。这些细节是任何文字记录都无法完整呈现的，而她前世的经验告诉她，真相往往藏在那些被忽略的细节里。
但一个四岁的孩子要如何进入犯罪现场？
答案在一个月后揭晓。
永安二十一年，正月十五，上元节。
京城张灯结彩，火树银花。沈昭宁被柳氏牵着上街看灯，身后跟着一串丫鬟小厮。人群熙熙攘攘，笑语喧哗，空气里飘着糖葫芦和烤栗子的香气。
沈昭宁对花灯没什么兴趣。她的目光一直在观察人群——每个人的表情、步态、肢体语言，在她眼中都变成了一串串数据，自动归类、分析、标记。
那个独自站在灯摊前的男人，手指不停地摩挲着灯架的边缘——焦虑的表现。他的目光游移不定，不像在看灯，倒像在寻找什么。
那个牵着孩子的妇人，走得很快，时不时回头看——不是在找路，是在躲避什么。她的孩子一直在哭，但她没有停下来安抚，说明她的恐惧超过了母性的本能。
那个靠在墙角的乞丐，看似在打盹，但眼皮一直在微微颤动——他在观察街道。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有节奏地敲击，三短一长，三短一长……
沈昭宁的脚步忽然停住了。
三短一长。
摩尔斯电码中的“V”。
不，不可能。这个朝代不可能有人知道摩尔斯电码。这一定是巧合。
她强迫自己收回目光，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要过度解读。但那个乞丐的影像已经刻在了她脑海里——他的坐姿、他的伪装、他手指上那个不自然的节奏……
“昭宁？怎么了？”柳氏低头看她。
“娘，昭宁累了。”沈昭宁揉了揉眼睛，做出困倦的样子。
柳氏心疼地把她抱起来：“那咱们回府。”
回府的路上，沈昭宁趴在柳氏肩头，余光一直盯着那个墙角。但等她再看过去时，乞丐已经不见了。
只留下地上一个被踩扁的纸灯笼，和几枚散落的铜钱。
三天后，第五名受害者出现了。
地点在城西，一个独居的绣娘，年方十八，被发现死在绣房中。面皮被剥，胸口放着一朵血染的兰花。
但这一次，沈昭宁从沈怀安和同僚的谈话中听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
“死者手里攥着一根丝线，”沈怀安的声音从书房传来，“不是她绣房里的线，是外面带进来的。浅蓝色，质地极好，像是官缎。”
“官缎？”同僚的声音，“能用得起官缎的人，非富即贵。”
“不错。”沈怀安的语气凝重，“所以此案涉及的人物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沈昭宁在隔壁听着，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
官缎。浅蓝色。
这个细节在前世的“画皮案”中也有对应——第四名受害者白兰的手中，攥着一根纤维，经鉴定是一种特殊材质的人造纤维，国内只有两家工厂生产。这个线索曾经把排查范围缩小到了四百人，但最终因为证据不足，没能锁定真凶。
现在，同样的线索出现了，只是材质从人造纤维变成了官缎。
沈昭宁闭上眼睛，在脑海中构建了一个时间线。
前世“画皮案”：六名受害者，作案时间跨度两年，凶手未落网。
今世“血兰案”：目前已五名受害者，作案时间跨度——她算了一下——大约十个月。作案频率在加快，签名在升级，凶手正处于自信巅峰期。
按照前世的节奏，第六名受害者应该会在两到三个月内出现。但考虑到今世作案频率明显高于前世，这个时间可能会缩短。
她没有时间了。
她需要行动。
沈昭宁的“行动”始于一个看似天真的请求。
“爹爹，”她在晚饭时拉着沈怀安的袖子，撒娇道，“昭宁想去看那个绣娘的家。”
沈怀安一口汤差点喷出来：“什么？”
“就是那个被坏人害了的绣娘，”沈昭宁眨巴着眼睛，一脸天真，“昭宁想看看她的绣样。听说她的手艺可好了，昭宁想学刺绣。”
这个理由编得合情合理。沈昭宁当然不会刺绣——她的前世是一个拿枪的犯罪侧写师，不是拿绣花针的绣娘。但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对漂亮的绣样感兴趣，谁能说不合理？
沈怀安犹豫了。他不愿意让女儿接触血腥的案件现场，但“看绣样”这个请求又确实没什么危险性。案发现场早就被清理过了，现在只剩下一间空屋子，没有什么不能看的。
“好吧，”沈怀安最终妥协了，“明日让春杏陪你去。但记住，只看绣样，不许乱跑。”
沈昭宁乖巧地点头。
第二天一早，她就带着春杏出了门。
绣娘的家在城西一条窄巷子里，是一间小小的独门独院。院门上的封条已经被撕掉了，门虚掩着，里面空无一人。
沈昭宁推门进去，站在院中，闭上眼睛。
前世的现场勘查训练告诉她——进入一个犯罪现场，首先要感受“氛围”。不是玄学意义上的氛围，而是空间的心理痕迹。一个地方发生过凶杀案后，空间的能量会发生变化——当然不是超自然的能量，而是物理痕迹和心理暗示的综合体。
她睁开眼睛，开始观察。
院子不大，铺着青砖，角落里有一口水井和一棵枣树。枣树的枝干上有一处新鲜的断痕——有人曾经攀爬过这棵树，树枝被压断了。
凶手是从枣树翻墙进来的。
她走到堂屋门口，推开门。屋内已经被官府搜查过，一片狼藉，但基本的格局还在。绣架摆在窗边，上面还绷着一幅未完成的牡丹图。绣样散落了一地，有些被血浸透了，变成了暗褐色。
沈昭宁蹲下来，仔细看地面的血迹分布。
血迹主要集中在绣架周围，呈喷溅状——这是动脉被切断后的典型血迹形态。凶手是在她坐着刺绣的时候从背后袭击的，第一刀切断了颈动脉。
但尸体被发现时是仰面朝天的——凶手在作案后翻动了尸体，把死者从坐姿变成了仰卧，然后才在胸口放置血兰。
翻动尸体。放置信物。
这两个动作需要时间，需要冷静，需要凶手在杀人后依然保持高度的自控力。这不是激情杀人，这是精心策划的仪式性杀人。
沈昭宁的目光移到了墙上。墙上有一片淡淡的痕迹，像是被什么东西擦拭过。她走近一看，发现那片痕迹的形状不规则，边缘有一些细小的划痕。
有人在这里挂了什么东西，后来取走了，但擦拭的时候留下了痕迹。
会是什么？
她正想着，忽然听到春杏在外面喊：“小姐，您在里面吗？奴婢去找个凳子给您坐——”
“不用了，”沈昭宁应了一声，最后扫了一眼房间，转身离开。
在走到门口的时候，她的脚踢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是一块碎瓷片，青花的，图案精美。瓷片上沾着一小块暗红色的东西——不是血，是蜡。
蜡烛的蜡。
沈昭宁弯腰捡起碎瓷片，翻来覆去地看了看。青花瓷的碎片，上面有蜡痕。这意味着案发当晚，现场有蜡烛——不是普通的照明蜡烛，因为绣娘的工作不需要蜡烛，她有油灯。这支蜡烛是凶手带来的。
凶手在作案现场点了一支蜡烛。
为什么？
在前世的行为分析中，在犯罪现场点蜡烛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仪式性的，蜡烛是某种仪式的一部分；二是心理性的，蜡烛能提供一种“温暖”和“陪伴”的感觉，说明凶手在杀人后感到孤独或空虚，需要某种形式的情感慰藉。
无论是哪一种，这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心理痕迹。
沈昭宁把碎瓷片揣进袖子里，走出了院子。
“春杏，我们回去吧。”
“小姐，您看到绣样了吗？”
“看到了。”沈昭宁坐上轿子，掀开帘子最后看了一眼那间小院，“很漂亮。”
回到沈府后，沈昭宁没有回后院，而是直接去了沈怀安的书房。
“爹爹，”她把碎瓷片放在书案上，“昭宁在绣娘家捡到的。”
沈怀安拿起瓷片看了看，脸色变了：“这是在哪儿捡到的？”
“堂屋门口的地上。”沈昭宁说，“上面有蜡烛的蜡。”
沈怀安的目光从瓷片移到女儿脸上，表情复杂。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案发现场出现了不属于受害者的物品，这可能是重要的物证。但更让他震惊的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居然能注意到这种细节，并且知道它重要到要带回来。
“昭宁，”沈怀安蹲下来，平视女儿的眼睛，“你是怎么注意到这个的？”
沈昭宁想了想，说：“它在地上，别的东西都被官府的人翻乱了，只有它在门口角落，上面有灰，说明是之前就在那里的。而且上面有蜡，可是绣娘不用蜡烛，她家用油灯。”
这一番话说得条理分明，逻辑严谨，别说四岁孩子，就是成年人都未必能做到。
沈怀安沉默了很久。
“昭宁，”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涩，“你告诉爹爹，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或者，梦到了什么？”
沈昭宁心中一凛。沈怀安的直觉比她想象的更敏锐。他大概察觉到了她的异常，但作为一个生活在唯物主义世界观下的古代官员，他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女儿有某种“通灵”的能力，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这个误会……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爹爹，”沈昭宁低下头，做出一个犹豫的表情，“昭宁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画面。在梦里。那些画面里有坏人，有……有被伤害的人。昭宁不知道那是什么，但醒来后都记得很清楚。”
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解释——既不过于惊世骇俗（通灵在古人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又能合理地解释她为什么对案件有超出常人的洞察力。
沈怀安的表情变得更加复杂了。他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头，叹了口气：“昭宁，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娘。”
“为什么？”
“因为……”沈怀安斟酌了一下措辞，“有些人会不理解，会觉得你……不祥。爹爹不想你有危险。”
沈昭宁点头，心中却想：爹，您不知道，您女儿最大的危险不是被人当成妖孽，而是一个可能也转世到了这个朝代的连环杀手。
而且，那个杀手大概已经注意到她了。" ["create_time"]=> string(10) "1776866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