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是我当时确实看了。没看到的部分就是黑洞，什么也没有。
但我看收音机的时候，看得很仔细。
这是职业习惯。每一件进店的旧货，我都会在上手的前三分钟里把它从头到尾扫一遍。外壳、接缝、底座、背面、所有能看到的角落。不是为了鉴赏，是为了评估——这东西能不能修、值不值得修、修完能卖多少钱。
收音机我上周三收进来之后，当天下午就做过第一遍外观检查。
现在，我把那次检查重新过一遍。
机身正面。红星牌的商标贴纸，左上角起翘，粘合胶老化发黄。调频旋钮右偏两毫米，不在正中位置——有人拧过头又拧回来的，留下了磨损痕迹。布面喇叭罩，灰绿色，右下角有一块暗斑，直径约一厘米，不是水渍，是某种油脂类物质渗透后干燥留下的。
机身右侧。散热孔五排，每排八个。第三排第六个孔被灰堵住了一半，灰的颜色偏深，不是普通的积灰，混了烟灰——这台收音机曾经长期放置在有人抽烟的环境里。
机身背面。背板四颗螺丝，左上角那颗是后换的，螺丝头的十字槽比其他三颗浅，加工精度也低一档。有人拆过这个背板，装回去的时候少了一颗原装螺丝，用了个替代品。
这些我在上周三检查了。
目光继续在脑子里转。
机身底部。
我翻转收音机的画面在记忆里回放。底部有四个橡胶脚垫，左前方那个脱落了，只剩一个胶痕圆圈。中间位置——
有一个钢印。
我记得我看见过什么。当时没在意，因为底部涂了一层深棕色的油漆，年头久了，漆面起了皮但没全掉，盖住了大部分的印痕。我那天翻过来看了一眼底部，注意力放在四个脚垫上——想判断这台机器原来是放在什么材质的台面上——对底部中间那块区域只是扫了一眼。
一眼就够了。
钢印被油漆覆盖了大半，边缘几乎磨平，但还有残留的凹痕。我在记忆里把那块区域放大。
RX-54-78B。
五个字符加一个字母后缀。前两个字母是产品系列号，第一组数字是生产年份——1954年，第二组是批次号，末尾字母是质检标记。
红星厂的编号体系。五十年代国营电子元器厂的标准做法，每台出厂的大件产品都打钢印。
这个编号我上周三看见了，没往心里去。一台七十年老收音机的出厂编号对旧货买卖没什么价值——又不是古董拍卖，没人在意这个。
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睁开眼，摸出手机，犹豫了两秒，还是拨了江逾白的号。
响了三声接的。背景音很安静，不像在外面。
“RX-54-78B。”我没寒暄，直接报了编号。
“什么？”
“收音机底部的钢印编码。被油漆盖了，不仔细看不出来。我上周三检查的时候扫到过，刚才回忆起来的。”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
“你确定是54？”
“确定。5和4之间有一道横的划痕，像被什么硬物剐过，但不影响辨认。5的上半弧完整，4的竖线和横折都在。”
“等我一下。”
电话没挂，但江逾白那头有翻东西的声音——纸页翻动的沙沙声，很快。
大概过了四分钟。体感很长。我坐在黑暗的店里，听着手机那头断断续续传来的键盘敲击声和纸张声。棋牌室的麻将声渐渐小了，有人在外面喊了一嗓子“胡了”。
“查到了。”江逾白的声音回来了，“红星厂1954年第78批次，型号RX系列。这个批次一共生产了一百二十台，全部由市总工会统一采购，分配给三个单位——市纺织厂四十台，市机械厂五十台，第二印刷厂三十台。后缀字母B代表质检二级，意思是外观有轻微瑕疵但性能合格的产品。”
“你手边有红星厂的生产档案？”
“我手边有整个五十年代本市国营企业物资分配记录的缩微胶片扫描件。田野调查要用的，上个月刚从档案馆翻拍的。”
我没追问他怎么能搞到这些东西。问了他也不会老实答。
“三个单位，怎么确认这台收音机是分给哪家的？”
“不用确认。B级产品只分给了纺织厂。工会的分配记录上写的很清楚，一级品给机械厂和印刷厂，二级品给纺织厂——纺织厂当时产能最差，工人分到的都是有小毛病的货。”
“纺织厂。”
“对。你那台收音机是1954年市纺织厂的职工分配物资。城南纺织厂，九十年代改制，2006年彻底关停。厂还在，变成了文创产业园，但原来的职工宿舍区已经拆了一半。”
我没说话。脑子里在转另一件事。
收音机内部。
下午拆背板之后，我在清理内部灰尘的时候看过电路板。大部分元器件都是原装的，五十年代的老式真空管和电阻电容，排列方式规规矩矩，是工厂流水线上焊的，焊点圆润均匀，锡量一致。
但有一个电容不一样。
在变压器左侧、电源输入端旁边，有一颗陶瓷电容，外皮的颜色比周围的元件新——不是全新，但明显比其他部件更换得晚。焊点粗糙，锡堆得不均匀，有一个小的锡珠溅在旁边的电路板上没清理。手工焊接。焊过的人有基本功底，通电连接不成问题，但手法粗，不是科班出来的，也不是工厂的维修工——工厂维修工焊出来的东西虽然没有流水线那么整齐，至少锡珠不会乱飞。
这是个自己动手修东西的人。会修但不精通。
还有一个细节。
在那颗电容旁边，电路板的绿色覆膜上，有一个极小的刻痕。不是划伤，是用什么尖锐的东西——针，或者锥子——刻意刻上去的。
一个字。
“林”。
笔画很浅，不到半毫米深，但横竖撇捺分明。刻的人下手有分寸，没有刺穿覆膜下面的铜箔层。字的大小约三毫米乘四毫米，不刻意去看根本不会注意到。
我在清理灰尘的时候看到了。就那么一瞥。
“江逾白。”我说。
“嗯。”
“收音机里面有个电容是后换的，手工焊接的，手法不专业但能用。焊点旁边的电路板上刻了一个字。”
“什么字？”
“林。”
电话那头没声音了。
五秒。十秒。
“你什么时候看到的？”江逾白的声音调子没变，但语速慢了下来。
“上周三收货当天，第一次清理内部的时候。一眼。”
“一眼。”他重复了一下。
“你不信？”
“不是不信。”他停了一拍，“刻在电路板覆膜上的三毫米的字，藏在电容焊点旁边，被灰尘盖了几十年，你扫了一眼就记住了。笔画、深度、位置、周围元件的状态——全记住了。”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干我这行——”
“你不是干这行的问题。”他打断我，语气里带了一种我没听过的东西。不是质疑，也不是恭维。更接近重新掂量。“你这不是记性好。记性好的人能背菜谱、能记电话号码。你这个……是把一个三维物体的所有物理信息全部编码储存了。哪怕你当时没有主动关注，只是视线经过，信息照样进去了。”
“说完了没有？”
“说完了。”
“那你把纺织厂和林连起来想想。”
这回他没让我等太久。“纺织厂退休职工里姓林的，跟维修沾边的——”键盘声又响了，急促了些，“林正德。1949年生，1970年进市纺织厂机修车间，1994年厂里改制后调到后勤组，2009年正式退休。住址——”
他说了一个地址。
城南文化小区三幢二单元。
我脑子里“咔”一声，齿轮咬合了。
三幢。
周广平烧死在三幢一单元602。林正德住在三幢二单元。同一栋楼，隔壁单元。
邻居。
“你也想到了。”我说。
“纺织厂的退休维修工，住在死者隔壁单元，手工焊接风格符合非专业人员的特征，收音机上刻了自己的姓——这台收音机大概率是他的。他拥有这台收音机几十年，后来这台收音机流到了拾荒老头手里，老头又卖给你。链条清楚了。”
“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在最近把收音机处理掉。”
“这个问题你先放一放。”江逾白说，“你说那个拾荒老头板车上有张旧报纸。”
“你怎么知道？”
“你在赵哲那儿做笔录的时候说了板车上有缝纫机和算盘。但你描述周德顺这个中间人的时候跳过了一个环节——你提到板车右侧车轮挡泥板上有泥，但板车右侧的东西你没展开说。正常情况下你的叙述习惯是从左到右、从大到小把所有东西过一遍。你跳过了，说明那一侧还有你没来得及说的东西。”
我把手机从左耳换到右耳。
“废报纸。”我说，“垫在缝纫机底下防磕碰的。两张。上面那张折了四折，露出来的一角有印刷体文字，不是新闻内容，是广告栏。字很小——城西废品回收站·电话·地址。”
“城西。”
“对。老头说收音机是从城南搬去美国的老教授家里收来的。城南的东西，板车上垫的报纸印着城西回收站的广告。”
“方向反了。”
“何止方向反了。那张报纸的磨损程度不均匀——接触缝纫机底座的那面磨得厉害，油墨都蹭模糊了；朝上的那面相对干净，广告字样看得清。这说明报纸不是临时垫的，是长期垫着的。这个人经常在城西那片活动，顺手从回收站拿了旧报纸垫车。他的活动范围以城西为主，不是城南。”
“他撒了谎。”
“如果他常年在城西收废品，那收音机更可能是在城西一带收来的，不是城南教授家。他编了个来路。”
“编来路不奇怪。拾荒的拿到东西之后包装一下故事再出手，太常见了。关键是他为什么要编一个指向城南的故事。”
“因为收音机本来就跟城南有关。”我说，“他怕我追溯来源，干脆编一个听着合理的城南版本。但他不知道我会注意垫报纸上的字。”
江逾白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很轻，带着两分不知道该叫什么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有空？”他问。
“我天天都有空。你自己说的，我没生意。”
“明天早上。”他没理我后半句，“城西废品回收站。”
“不直接去找林正德？”
“不急。先找板车老头。他是中间人，知道收音机真正从谁手里来的。我们得从他嘴里确认这件事，不能光靠推测。去找林正德之前，手里得有实证，否则打草惊蛇。”
我想了想，没反驳。
“怎么找板车老头？回收站那一片杂得很，光拾荒的就不知道多少号人。”
“你不是记得他板车轮子上泥的成分吗？”
“我记得。灰白色细颗粒，可能是石灰质底层土，也可能不是。还混着煤渣——黑色颗粒，大小不均，有棱角，不是蜂窝煤渣，是锅炉煤渣。另外有一种偏红的土，红不是鲜红，是铁锈那种暗红，夹在灰白色里面很显眼。”
“三种混合。灰白的石灰土、锅炉煤渣、红色含铁土。这一带符合这个土壤组合的路不多。城西废品回收站北面有三条出去的小路，一条通公路，柏油铺的；一条通旧铁路货场，路基用的碎石子；第三条通红旗化工厂旧址，那条路七十年代是土路，路基用的炉渣和红土混铺。”
“你连小路的路基材料都知道？”
“地方志编修不是坐办公室翻书的活。我去年走过那片区域，做废弃工业遗址的调查登记。”
我没再说什么。挂了电话。
夜里我没怎么睡。倒不是害怕。是脑子关不掉。
一闭眼就是那台收音机在脑子里缓慢旋转，每一个螺丝孔、每一条划痕、每一块锈斑都清清楚楚挂在那儿。那个三毫米的“林”字在黑暗里亮得很。
早上六点四十出的门。文澜路上还没什么人，早点摊的蒸汽飘到半条街外。
江逾白比我到得早。
他站在城西废品回收站的铁栅栏门口，换了件短袖T恤，帆布包还是那个，肩带上多了一支录音笔。
“穿了件不皱的。”我走过去说的第一句话。
“洗过了。”他回了一句，推开栅栏门。
城西废品回收站占了大半个足球场的面积，分了十几个区。最外圈是纸板和塑料瓶，堆成小山。往里走是金属区，废铜烂铁堆了一地，踩着走路得看脚底下。中间有一排活动板房，住着在回收站长期干活的人。
一个中年女人从板房里探出头，看了我们两眼。
“找人还是卖东西？”
“找人。”江逾白说，“一个老头，六十来岁，推木板车的，左手小指短一截。”
女人想了想。“老陈？不对，老陈是铁皮车……推木头车的，是不是头发花白的那个？”
“对。”
“你说的是刘叔。不一定在，他不住这儿，在外面住。隔两三天来送一趟货。昨天刚来过，今天不一定。”
“他一般从哪条路过来？”
女人往北面抬了抬下巴。“后头那条土路，每次都从那边推车过来。”
我看了江逾白一眼。他没动，等我开口。
“北面出去有几条路？”我问女人。
“三条。一条大路通公路，两条小路，一条去铁路那边，一条去那个什么废厂子——红旗化工厂，早就拆了，现在是一片荒地。”
“哪条是土路？”
“去化工厂那条。另外两条铺了石子和柏油。”
我转身往北面走。
江逾白跟上来，没问我去哪儿。
回收站北面围墙有个豁口，穿过去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三条路的分叉口很明显——左边柏油路面，中间碎石路面，右边黄土路面。
我蹲下来看右边那条路。
路面的土被车辙压出两道平行的沟，间距跟木板车的轮距差不多。沟里的土被压得结实，颜色分层——灰白色的底色，里面混着黑色的细颗粒和暗红色的碎屑。
“就是这条。”
江逾白也蹲下来，捏了一撮土在手指间搓了搓。“灰白的是石灰质风化土，黑的是炉渣，红的——应该是红旗化工厂那边的废渣，含铁量高，氧化以后就是这个颜色。”
“跟板车轮子上那块泥完全一致。”
我们沿着这条土路往前走了大概八百米。路两边先是杂草，然后是废弃的红砖矮墙，再然后看到一片自建的简易棚子——石棉瓦顶、砖头和木板拼的墙。
最靠里的一间棚子门口，停着一辆木板车。
两个实心橡胶轮子。右边那个外沿有一道磨光了的裂口。
我停了脚步。
板车上没东西，但车板上有油渍和灰尘混合的痕迹。棚子门帘是一块蓝色塑料布，挂在两根铁丝上，风一吹晃来晃去。
我走过去拍了两下门框。
“有人吗？”
没动静。
我又拍了两下。
塑料布掀开了一个角。一只手——左手。小指从第二关节以下缺失，断面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发暗。
老头从门帘后面探出脑袋。花白头发剃得很短，比上周三见的时候又短了一圈——理了发。灰蓝色的确良短袖没换，但胸口那支圆珠笔不见了。
他看见我，眼睛眨了两下。
“你就是那个收音机……旧货店那个。”
“沈知意。”我说，“上周三你去我店里卖过一台红星牌收音机。”
老头的身子往后缩了一下。动作不大，但脚挪了。
“来干嘛？东西有问题？不退的啊。”
“不退。”我说，“问两句话。”
“问啥。”
“那台收音机，不是你说的什么教授家搬去美国清出来的。”
老头的嘴角动了一下。
“你从城西这边活动，不去城南。那台收音机是城西附近的人给你的。”
他不说话了。眼珠子朝我身后看了一眼——江逾白站在三步远的地方，胳膊抱着，没吭声。
老头又看我。
“谁告诉你的？”
“你自己告诉我的。板车上垫缝纫机的废报纸，印着城西回收站的广告。你的板车轮子上粘的泥，跟你棚子门前这条路上的土是一样的。你天天从这条路推车去回收站送货，不可能绕到城南去收什么教授家的破烂。”
老头的手从门帘上滑下来了。
安静了大概十几秒。远处有鸡在叫。
“进来说。”他声音低下去了，侧身让开门帘。
棚子里面不大，收拾得还算利索。一张木板床，一个蜂窝煤炉子，两个塑料桶，墙角堆了些废铁和旧衣服。有电——裸露的电线从墙洞引进来，接了一个灯泡，开关是拉线的那种。
老头拽了一下，灯亮了。
他搬了两个塑料桶翻过来让我们坐。
“收音机是——”他搓了搓手，好像在掂量说多少。
“林正德给你的。”我替他说了。
他抬头看我。
我没把话说得太满。但林正德这个名字一出来，他脸上的表情已经回答了。
“你认识老林？”他问。
“不认识。但那台收音机上有他的记号。”
老头沉默了一阵。然后他点了点头，慢慢地，像是做了个决定。
“是老林的。他住城南文化小区，跟我以前在纺织厂是同事。他干机修的，我干搬运的。厂子黄了以后就没怎么联系了，前阵子他突然找到我，说家里有点旧东西要处理。我就去了。收音机是他要扔的，我看机壳还完好，拿来翻一手。”
“前阵子是什么时候？”
“上周——上周一。对，上周一，我星期三去你店里卖的，中间隔了两天。”
上周一收的货，上周三就转手了。正常拾荒的没这么急，一般会攒一批再出。除非他觉得这东西烫手，不想多留。
“他为什么要扔收音机？”江逾白开口了，是今天说的第一句有实质内容的话。
老头搓着那只缺了小指的左手，想了想。
“他说家里要清理。老伴去世了，一个人住不了那么大的房子，打算搬走。东西带不动，能卖的卖，不能卖的扔。”
“他主动找你来收？”
“打的电话。我也奇怪，十好几年没联系了，突然就来电话了。我问他怎么知道我还在干这行，他说打听过。”
我和江逾白对了一眼。
林正德，纺织厂退休维修工，住在火灾死者周广平的隔壁单元。十年没联系上老同事，突然在上周主动打电话，急着处理家中旧物。
这台收音机里藏着一封指控周广平之死并非事故的匿名信——而他选择在这个时候把它送出家门。
“你走的时候，”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林正德的眼睛在不在你身上？”
老头愣了一下。
“就是你推着板车离开的时候，他有没有一直看着你走？”
老头皱起眉头回忆了一阵。
“看了。他站在楼道口，我推车走了好一段路才没看见他。我还想着，这人客气，还给送出来。”
不是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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