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舟，歇一歇吧，喝口茶。”一个温婉的女声从身后响起。一位穿着素色旗袍的女子走过来，手里端着一个粗陶茶杯。她三十多岁，面容清秀，脸色却有些病态的苍白，眉宇间藏着掩不住的倦意，但看向年轻人的眼神，却柔和得像窗外的月光。
顾景舟——这个日后将名满天下，被誉为“壶艺泰斗”的年轻人，此刻不过是个忧心忡忡的丈夫。他接过茶杯，没有喝，而是放在一旁，顺势握住了妻子的手。那手冰凉，他握得更紧了些。
“义宝，”他低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外人绝难听到的脆弱，“沪上那边的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过两天我们就走。淮海中学有个远房亲戚，答应借间宿舍给我们落脚。你放心，到了那边，找最好的大夫，一定能治好。”
徐义宝没有接话，只是看着工作台上未完成的壶。壶身已经初具雏形，是扁圆的身子，但把手处还是光秃秃的，等待着最后的定型。
“这把壶……”她轻声问。
顾景舟的目光也落在壶上，沉默了一瞬：“我想做一把提梁。高一点的提梁，这样放在炉子上煮茶，火苗烧不到把手，你日后用起来，不会烫手。”
妻子喜欢用壶在炭炉上慢慢煮茶，这个习惯从结婚起就没变过。哪怕后来有了更便捷的洋铁壶，她依然偏爱那个费时费力的老法子，说这样煮出来的茶，才有魂魄。
徐义宝眼眶微微一红，没有说什么，只是把头轻轻靠在他肩上。
窗外，一只鹧鸪从远处的山林里传来啼鸣，“行不得也，哥哥——”的叫声，在山谷里回荡得凄切而悠长。
几天后，顾景舟带着妻子，踏上了去上海求医的列车。那把做到一半的壶，被他用软布仔细包好，放进了随身的藤条箱里。
上海的淮海中学，坐落在一条闹中取静的马路旁。顾景舟夫妇借住的，是一间由杂物间改造的小屋，逼仄，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窗外的法桐枝叶繁茂，却将本就不足的光线遮得更加严实。
白天，徐义宝独自躺在小屋中，听着远处有轨电车的“叮当”声，看着天花板上因漏水而洇出的黄渍。傍晚，顾景舟从医院陪" ["create_time"]=> string(10) "1773196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