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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我屏蔽了家族群，专心整理证据。
额头的伤结痂了，心上的伤却更深。
年初五，我正准备买票回北京，手机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
“请问是周晴女士吗？我是拆迁办公室的负责人。”
一个温和的男声说。
“关于您太爷爷周老爷子的房产拆迁事宜，需要您来签个字。”
我犹豫了一下：
“只有我一个人需要单独签吗？”
“不是的，所有继承人都需要到场，或者签署委托书。”
“不过您家人说您在北京回不来，建议您委托他们代办。但我们按规定必须联系到每一位继承人确认意愿。”
我心里一动：
“如果我不委托他们，自己来处理呢？”
“当然可以，这是您的权利。”
“不过需要您本人或公证过的委托书。另外......”
他压低了声音。
“周女士，我多嘴说一句，您家人提供的分配方案，对您可能不太公平。按规定，所有直系后代份额应当均等，但他们提交的方案里，您的份额只有其他人的一半。”
果然。
“谢谢您告诉我。”
“我会亲自回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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