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盒记得的，是我们弄丢的日子。
我弄丢的，从来不只是时间。
又醒了。风把窗帘吹得鼓起来，月光就这样淌进来，淌了一地。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泛着珍珠色的光，一闪，一闪——像小时候母亲还愿意给我讲故事时，她别在鬓角的那枚发卡。
披上外套，起身，下楼。
楼梯老了。像黑白琴键，泛着哑光。
手上的链子轻轻滑过，黑色珠子间，那枚小小的圆环被我攥进掌心。我攥紧它。然后蹲下来，找吃的。
冰箱里的灯亮着，冷冷的光。凉意从胃里漫上来，漫到指尖。
我又看见她了。
长椅那头，离我三步远。不说话，也不看我。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拖到我脚边。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绞了很久。
我知道，她走了。
也许梦里还能遇见你。也许梦里你还会回头看我一眼。
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落进来，落在枕边。我伸出手，却握不住它。
就像我握不住你。
困了。接着睡吧。
六月十八号的傍晚，雨刚停。我左脚腕上缠着绷带，一瘸一拐地走进那间地下室。
这是我们排练的地方。墙上贴满了海报，角落堆着线材，空气里永远是淡淡的霉味和烟味。吉他靠在音箱上，弦上落了一层薄灰。
十二天了。从被铅球砸中那天起，我就没来过。
那天运动会在进行最后一个项目，我站在草坪边上跟人说话，没看见那颗铅球是怎么飞过来的。只听见一声闷响，然后整个人就跪下去了。脚腕肿得像馒头，校医说骨裂，至少一个月不能动。
一个月。
我在意的不是脚，是八月底的演出。我们准备了半年，海报都印好了，场地也定了。小越说没事，你先养着，我们等你。可我知道。开学就高三了，有些人要走，有些事要散。这场演出，可能是最后一次。
我坐在排练房的旧沙发上，把吉他抱起来，轻轻拨了一下弦。音不准。整把琴都不对了。
门被推开，小越走进来。
“你怎么来了？”他看着我脚上的绷带，“不是让你别动吗。”
“来看看。”我说。
我没吭声，走到自己的位置，拿起贝斯。然后大鸣也来了，坐到鼓后面。我们谁都没说话，就这样坐着。地下室的窗户很小，傍晚的光从那里斜进来，落在地板上，一道一道的，像是什么东西留下的痕迹。
“要不，”小越开口，“我替你唱。”
我看着他。
“词我都熟，你教的。”
他低着头，手指在贝斯弦上轻轻滑过，“就这一次。”
我没有回答。我把吉他放到一边，站起来，一瘸一拐走到窗边。外面是一排垃圾桶，几只野猫在翻东西吃。有一只黄猫抬起头来看我，看了很久，然后低头继续吃。
我想起高二刚组乐队那会儿，也是夏天，也是这个地下室。我们什么都不会，乱弹乱唱，吵得隔壁来砸门。我妈那会儿还来过一次，拎着切好的西瓜，站在门口听了半天，然后悄悄走了。后来她说：吵是吵了点，但你弹吉他的样子还挺帅。
我想到这句话，忽然笑了一下。
“嵩。”小越在身后叫我，“想啥呢？”
我回过头。三个人的影子被光拉得很长，投在墙上，投在那些海报上。我们第一次演出的海报还在那里，三个人站在台上，笑得像傻子。
“没事。”我说
“你脚——”
我看着小越，“八月底，也快好了。”
大鸣在鼓后面起哄吹了个口哨。
窗外的光又暗了一点。那只黄猫不知道什么时候跳上了窗台，隔着玻璃看我们。
“走吧”我说，“回家。饿了。”
一瘸一拐往门口走。小越跟上来，把胳膊递给我。我没接，自己扶着墙往外走。
楼梯窄，光线暗。我一级一级往上，脚腕隐隐地疼。但我没停。
回到家里，推开门，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我妈的声音从里面飘出来：“回来了？脚怎么样？”
“没事。”我说。
“骗谁呢，肿成那样还没事。”她探出头看了我一眼，又缩回去，“饭快好了，洗手等着。”
我坐到沙发上。茶几上摆着一盘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盖着。我撕开一角，拿了一块。
我爸从房间里出来，看了我一眼：“又去排练房了？”
“嗯。”
“脚不要了？”
“要。”
他哼了一声，坐到我对面，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
电视里在放新闻，一个男人在讲什么，听不太清。
“你妈做了红烧肉。”他忽然说。
“嗯。”
“多吃点。”
“嗯。”
窗外的天黑透了。楼下的路灯亮起来，有人走过，影子被拉得很长。我看着那些影子，忽然想起排练房里那道光，想起小越的脸，想起窗台上的猫。
有时候我常常想，我是一个病孩子。
我的秘密是藏在心里的一个一个的小颗粒，没有人知道。所以我心里的慌张也只有我自己能体会。当我努力想正常起来的时候，那种慌张就变成钝钝的刀子，将我一颗本就不堪重负的心磨得生疼。
我还是决定去参加那个聚会。将自己混迹于人群，装作若无其事，装作兴致勃勃，这是我从小就会的本事。但我很快就后悔了，这也是我常犯的毛病，一件事做到开头的时候就后悔得想把自己揍一顿，我不知道哪一天我才能改掉它。
七月十二号是小越的生日。
早晨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
七月的北方，气候已经相当炎热。我洗漱完毕，看着镜子里那张脸——黑眼圈有点重，头发长得快遮住眼睛了。我用手指随便捋了捋，便算收拾妥当。因为没有什么可以穿得出手的衣服，于是翻出唯一一件黑色的T恤，在身上比划了两下就匆匆套上。
外面阳光茂盛。我左脚还缠着绷带，一瘸一拐地走在大街上。小越家在小西街的巷子里，要走很久。太阳像小火球，我像被慢慢烤着的什么玩意儿。脚腕隐隐地疼，但我没停。
那天我迟到了。我推开门的时候，屋里已经坐满了人。小越在人群中间，抱着一把新贝斯。
可我没看清他，因为我看见了人群里的那个人。
林帆。
她坐在窗边，穿着浅蓝色的裙子，阳光从她身后照进来，把她整个人勾出一道毛茸茸的边。她手里拿着一罐可乐，正低头跟旁边的人说话，好像这里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我站在门口，忘了往里走。
小越看见我，冲我招手：“嵩！这儿！”
我回过神来，一瘸一拐往里走。很快我发现自己来得很不凑巧，因为只剩下林帆身边的座位还是空的。
我想了一下，还是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她转头看见了我，眼神在我脸上停了一秒，然后又转开，继续喝她的可乐。
“沈嵩？你怎么来了？”她盯着窗外，好像这话不是问我，是问那棵树。
“小越叫我来的。”我说。
“哦。”她没看我，“脚怎么了？”
“被铅球砸了。”
她“嗤”了一声，终于转过头，瞥了我一眼：“活该。谁让你站那么近。”
我没有回答。我只是看着她别过去的侧脸，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然后我告诉自己：别傻了，她只是随口一说。
“沈嵩，”她又开口，眼睛还是看着别处，“你就不能换件衣服？黑色穿得跟奔丧似的。”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T恤，又抬头看看周围的人。清一色的男孩女孩，大都穿着浅色的衣服。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他们变成了一个个彩色的透明小人。
“那穿什么？”我问。
“白色啊。”她终于看了我一眼，然后又迅速移开，“你要想看着不那么丧，就换件白的。”
我没再说话。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开口，声音低下去：“赵宇回来了，你知道吗？”
我坐直了背。
“一会儿我要去找他。”她说这话的时候，终于转过头来看我，眼神里有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他问起你呢。”
赵宇。
小时候我们一起长大。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每当太阳落下的时候，我们一起结伴去西边的河边玩。赵宇比我和林帆大一岁。他是个心灵手巧的男孩，会用苇叶编口哨，有一把破木吉他，他教我弹第一个和弦。
每次去找他，林帆总是穿得漂漂亮亮，她每一条裙子都不一样；而我，永远是那几件洗得发白的T恤。
赵宇应该是欢迎我们去的，但他很少理我们。通常我们就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无声地看着他一个人弹吉他，弹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他弹顺了。他会抬起头，冲我们笑一下，然后继续低头弹他的。
幼年的我和林帆，出于对一个男孩子的单纯崇拜，都着迷于这样的黄昏。直到有一天林帆对我说：“明天，你不要跟我去找赵宇了。”
“为什么？”
“你上次弄坏了他的拨片，他讨厌你。”
“是你弄坏的！”
“你不跟我抢，怎么会坏？”
“明明就是你先抢的！”
“好吧，就算是吧。”她别过脸去，不看我，“反正你以后别来了。”
我愣在原地。
没过多久，她又来到我身边，手上拿着一盒巧克力。她不看我，把巧克力往我手里一塞，声音闷闷的：“给你吃。别跟着我就行。”
那么漂亮骄傲的林帆，塞给我一盒巧克力，从头到尾没有看我一眼。
我接过那盒巧克力，什么也没说地走掉了。
走到没人的地方，我把巧克力扔进了河里。
然后我蹲下来，抱着膝盖，哭了。
——那是十岁的我。
现在十七岁的我，坐在这间屋子里，听着周围嘈杂的人声，看着窗边那个穿浅蓝色裙子的女孩，忽然觉得那些年的事像昨天一样。
“沈嵩，”林帆用胳膊肘捅了捅我，语气还是那么冲，“小越叫你呢，聋啦？”
我抬起头。小越站在人群中间，冲我喊：“嵩！过来！唱一个！”
周围的人都看着我。有人起哄，有人鼓掌。
我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过去。小越把他的吉他递给我，自己拿起贝斯。大鸣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坐到墙角那套鼓后面。
“唱什么？”小越问。
我想了想，说：“《夕阳之歌》。”
他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我抱起吉他，坐在小越家的旧沙发上。脚腕伸不直，只能斜着放。手指搭上弦，轻轻拨了几下。
周围安静下来。
斜阳无限
无奈只一息间灿烂
随云霞渐散
逝去的光彩不复还
迟迟年月
难耐这一生的变幻
如浮云聚散
缠结这沧桑的倦颜
唱到一半，我抬起头。
林帆站在人群里，正看着我。
她没有笑，也没有鼓掌。她就那么站着，定定地看着我。我唱到那句“曾遇你真心的臂弯”的时候，她忽然别过头去，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可我看到她耳朵红了。
曾遇上几多风雨翻
编织我交错梦幻
曾遇你真心的臂弯
伴我走过患难
奔波中心灰意淡
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弯
一天想到归去但已晚
唱完最后一句，屋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有人鼓掌，有人吹口哨。
我把吉他还给小越，一瘸一拐往回走。经过林帆身边的时候，她没看我，声音却飘过来，硬邦邦的：“还行吧，没跑调。”
我愣了一下，然后轻声说：“谢谢。”
坐回窗边，看着下一轮热闹开始。窗外阳光还是很烈。脚腕还是很疼。林帆身上的香味飘过来，淡淡的，像某种花香。
过了一会儿，她没转头，但开口了：“一会儿去找赵宇，你去不去嘛？”
我看着人群里正在傻笑的小越，说：“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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