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经昭然若揭：站里希望她自己主动辞职，免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赵娜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和绝望。辞职？离开这个单位？
她立刻在心里盘算起来：以她现在的年纪（接近四十），只有一份体制内边缘单位的普通职员履历，身上还背着“作风问题”和“离婚官司”的污点，出去能找到什么工作？
私企？谁会要她？
体力活？她干得动吗？
就算能找到，薪水能比现在这份稳定清闲、扣除四千后还能剩一千多的工作更好吗？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没了这份工作，李默的每月四千从哪里扣？协议是绑定工资代扣的！没有稳定收入，那五十万的债务立刻就会变成悬在她和父母头顶的、随时可能落下的利剑！
辞职？那等于自断生路，也等于彻底激怒李默，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里，赵娜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或者说，是恐惧压倒了其他情绪）。她不能辞职，绝对不能！
她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极其勉强的笑容，声音干涩：“站长，谢谢您关心。我……我个人的事，给大家添麻烦了，真的很抱歉。我会注意，尽量处理好，不影响工作。至于辞职……我现在……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外面工作也不好找，还是想先在站里好好干，报答站里一直以来的照顾。”
她避重就轻，将问题归结为“个人会注意”，并委婉地表达了“经济困难离不开这份工作”的意思，把辞职的提议软绵绵地挡了回去。
站长看着她那副油盐不进、死活要赖在这里的样子，眉头皱得更紧了。他知道赵娜说的是实情，这女人现在除了这里，恐怕没地方可去。
强行辞退？程序麻烦，而且容易落人口实，毕竟赵娜工作上没出大错（虽然也没啥贡献），生活作风问题也不是开除的充分理由，尤其在刘建国案敏感期。
“唉……”站长又叹了口气，挥了挥手，“行吧，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尽量注意影响，别把事情再闹大了。回去工作吧。”
“谢谢站长。”赵娜如蒙大赦，赶紧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关上门，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她才感觉到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她知道，这只是第一次警告。如果李默继续每月来“打卡”，领导的不满会积累，压力会越来越大。但她没有选择。
她必须死死抓住这份工作，这是她目前唯一的救命稻草，也是套在她脖子上的、无法挣脱的枷锁。
回到自己那方小小的、压抑的办公隔间，周围同事看她的眼神似乎又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有同情其遭遇的，有鄙夷其赖着不走的，更多的是事不关己的冷漠和看戏的兴致。
赵娜重新低下头，将自己缩进那片无形的阴影里。
她知道，这场由李默主导的、每月一次的公开羞辱，已经不仅仅是她和李默之间的私怨，开始演变成她与整个工作环境之间一场无声的、残酷的消耗战。
而她，被困在战场中央，进退维谷，只能被动地承受着一轮又一轮的耳光，无论是来自前夫的，还是来自单位的。
生活，如同一潭越来越粘稠、越来越令人窒息的泥沼。
而她，正在其中缓缓下沉。
在单位领导的隐晦压力和前夫每月雷打不动的“公开处刑”下，赵娜感觉自己快要被逼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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