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百块钱。时间还有七天。
她几乎停止了所有非生存必要的活动。走路上下班成了铁律，不再考虑天气。洗脸洗澡用的香皂，已经薄得像一片纸，她还是小心翼翼地用着。头发油腻得打绺，她也只能忍着。
食物储备几乎告罄。
最后的几个土豆已经发芽严重，她狠心削掉大半，剩下的部分也带着一股怪味。青菜早就没了，只剩下一点干硬的挂面和见底的米。
她去了一次菜市场，只买了最便宜的一小把蔫菠菜，花了五毛钱。又用三块钱买了一小袋快要过期的榨菜。这就是她最后几天的“菜”。
她开始清晰地计算，距离下个月发薪日还有多少天，距离下一个“十号”——李默再次来“收款”的日子，还有多久。这两个日期，像两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发薪日意味着短暂的喘息，而“十号”则意味着新一轮的剥夺和羞辱。
在极度的饥饿和寒冷中，在看不到尽头的卑微生存挣扎里，赵娜偶尔会陷入一种恍惚。她会想起曾经的日子，不算富裕，但至少衣食无忧，家庭完整。
那些画面遥远得像上辈子的事，带着一种不真实的、朦胧的光晕。然后，李默冰冷的脸、刘建国油腻的笑容、父母绝望的眼神、同事鄙夷的目光……这些碎片又会猛地刺入脑海，将她拖回冰冷的现实。
这一千块钱的一个月，像一场漫长而残酷的徒刑。
它剥夺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享受，更是她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体面和希望。它将她牢牢钉在生存线的边缘，让她每一口呼吸都带着贫瘠和恐惧的味道。
而当这个月终于快要熬过去的时候，她知道，下一个同样的、甚至可能更艰难的循环，已经在不远处等待着她了。
生活，成了一场以月为单位的、绝望的马拉松。
而终点，遥遥无期。
第二个月的十号，在赵娜近乎煎熬的倒计时中，如期而至。
李默依旧是下午临近下班时出现在乡镇文化站门口。他换了一件深灰色的呢子大衣，手里没拿任何东西，只是安静地站在上次那个位置，身姿笔挺，像一座移不走的冰山，散发出无声而迫人的寒意。
仅仅一个月，关于“赵娜前夫每月堵门讨债”的新闻，已经像长了腿一样，在这个闭塞的乡镇机关和临近单位传得沸沸扬扬。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从最初的猎奇、同情或鄙夷，渐渐发酵成一种更复杂的、掺杂着权力窥探和道德评判的“公共事件”。
文化站这个平日里几乎被遗忘的清水衙门，也因此被推到了某种尴尬的风口。
所以，当李默的身影再次出现在门口时，引起的骚动比上一次更加迅速，也更加“内行”。
文化站内部，几乎在李默站定后的几分钟内，消息就传遍了每个角落。没有多少人立刻涌到门口围观，但无数双眼睛透过窗户、隔着门缝、或假装路过，都在偷偷窥视着外面的情景。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压抑的兴奋和心照不宣的默契。
“又来了！真是准时！”
“啧啧，这回站得更稳当了。”
“赵娜这回怎么办？还敢拖吗？”
“听说上个月是当场转账，差点没瘫那儿……”
“领导昨天好像找她谈话了……”
窃窃私语声在走廊、办公室的各个角落低低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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