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去了镇边最老旧的菜市场，那里有最便宜的、品相最差的“处理菜”。傍晚收摊前是黄金时间，菜贩们急于清货，价格可以压到最低。
她买了两斤表皮发皱、有些发青的土豆，一块钱。一捆叶子发黄、根部干瘪的小白菜，五毛。几个表皮坑洼、大小不一的西红柿，一块五。一小袋最便宜的挂面，三块。一小罐豆瓣酱，两块五。这就是她未来一周主要的“储备粮”。总共花了八块五。
她又去粮油店，买了最小包装的、价格最低的散装米，十斤，十八块钱。老板看她迟疑的样子，撇撇嘴，还是给她装上了。
拎着这些廉价而沉重的“口粮”回到出租屋，她感到一阵虚脱。但更艰难的是烹饪。她没有像样的厨房，只有一个电磁炉和一个小奶锅。土豆削掉发芽和发青的部分，剩下可食用的部分少得可怜。青菜要仔细摘掉黄叶烂根。西红柿的疤痕尽量削掉。一切都要物尽其用，不能有丝毫浪费。
第一顿饭，她煮了一小把挂面，用一点豆瓣酱和几片青菜叶子调味。味道寡淡，甚至带着一股陈腐的酱味，但她强迫自己咽下去。这是活下去的能量，没有挑剔的资格
日子在极端的节俭中一天天滑过。她习惯了每天清汤寡水的挂面或米粥，习惯了土豆和青菜反复出现的单调滋味。
偶尔，她会奢侈地煎一个鸡蛋（鸡蛋是论个买的，最便宜的那种），那点油腥和蛋白质的滋味，能让她回味好几天。
她不再照镜子。镜子里那个脸色蜡黄、头发干枯、眼神空洞的女人让她感到陌生和恐惧。她换上了最旧、最不起眼的衣服，走路总是低着头，脚步匆匆，像一只时刻警惕着被捕食的惊弓之鸟。
单位食堂提供五块钱一份的简易午餐（一荤一素，饭管饱），这在以前她看都不看，现在却成了巨大的诱惑。但她不敢去吃。
五块钱，对她来说是半天的伙食费。她宁愿中午躲在没人的楼梯间或储物室角落，啃自己带来的冷馒头或前晚剩下的粥。
同事们偶尔投来的目光，她已无力分辨是同情、鄙夷还是纯粹的好奇。她将自己缩得更小，尽力降低存在感，只求不引起额外的注意。
工作对她来说，不再是事业或价值体现，仅仅是保住这份微薄薪水、不至于流落街头的唯一途径。她机械地完成着领导交办的、最简单枯燥的任务，像个没有灵魂的提线木偶。
一千块钱，就像沙漏里的沙，看得见地减少。尽管她已经省到了极致，但总有意外。
生理期突然提前，她不得不花二十块钱买最便宜的卫生用品。
这二十块，让她心疼得好几天睡不着觉，意味着接下来几天，她的伙食标准要再次下调。
月底一天晚上，电饭煲的插头突然接触不良，发出焦糊味。她吓得魂飞魄散，这是她煮饭的唯一工具。她手忙脚乱地拔掉插头，检查了半天，确认只是插头老化松动，小心处理后又勉强能用。
但那一瞬间的恐慌，让她意识到自己生活的脆弱——任何一点小小的意外，都可能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余额逐渐逼近警戒线。她开始更严格地控制饮食，有时中午只喝一点粥，晚上吃一点点水煮青菜。饥饿感如影随形，尤其在寒冷的冬夜，胃里空空如也，身体的热量仿佛也在快速流失。她裹紧单薄的被子，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感觉自己正一点点被这无边的寒冷和贫瘠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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