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市某部委会议室。
沈恪坐在椭圆形会议桌的末座，听着长篇报告。
他面前的茶杯已经凉了，水面浮着细小的尘埃。
五年前那封自我检讨，让他失去了晋升副部长的机会，被调回部里担任闲职。
当年那些关于他和林婉秋的传言，就像白衬衫上的污渍，洗不干净了。
会议结束，人群散去。
沈恪收拾文件时，听见前面两位司长的闲聊：“听说南苏丹那个医疗中心搞得不错，国际上评价很高。”
“是啊，负责人是个京市女医生，叫宋……宋青吧？真给我们长脸。”
“可惜了，当年要是留在我们这……”
声音渐远。
沈恪站在原地，手里的文件袋边缘被捏出深深的折痕。
他后来知道，那笔匿名捐赠被无国界医生组织婉拒了。
他们的原则是不接受匿名大额捐款，以防资金来源问题。
但对方还是通过第三方基金会，以“指定用途”的方式，完成了部分捐赠。
他也知道，林婉秋的下场。
她不服调查结果，四处上访。
最后因诽谤执法人员被拘留，释放后精神状况恶化，现在在老家由亲戚看护，需要定期服药。
这些消息，都是辗转听来的。
他再也没见过她，就像他再也见不到宋青一样。
走出部委大楼时，北京的初雪正纷纷扬扬落下。
沈恪没有打伞，雪花落在肩上，很快融化成深色的水渍。
手机响了，是母亲：“小恪，下周你爸忌日，回来吗？”
“回。”他简短地说。
“那……你个人问题……”
“妈，”他打断，“我这边还有事，先挂了。”
站在雪地里，他打开手机加密相册。
里面只有一张照片了，是他最后一次在日内瓦机场，用手机拍下的那架起飞中的运输机。
照片很模糊，只能看见一个白色的光点，正融入灰蒙蒙的云层。
他看了很久，然后删除。
相册空了。
又三年后，跨国医疗培训中心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
我站在台上，给二十名学员颁发证书。
他们中有人将成为南苏丹第一批有国际认证的麻醉护士，有人将成为乌干达边境地区第一个能做剖腹产手术的本地医生。
掌声中，我看向台下。
前排坐着联合国官员、捐助方代表，还有几位特意赶来的非洲国家卫生部长。
后排，学员们的家人抱着孩子，眼里闪着泪光。
典礼结束，皮埃尔拉着我去看新建成的实验室。“德国那批设备到了，你去签收。”
实验室里，崭新的血液分析仪正在调试。
技术人员看到我，递过来一张签收单。最下方，捐赠方一栏印着一行小字：“日内瓦和平与发展基金会”。
我签了字。
转身时，看见窗外训练场上，几个学员正在教孩子们洗手。
用我们自己编的儿歌，用的是本地语言。
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晚上，中心办了简单的庆祝餐会。
没有酒，只有果汁和本地水果。
一位乌干达学员的母亲走到我面前，用不熟练的英语说：“医生，谢谢你。我女儿现在……能救人了。”
她握住我的手，掌心粗糙温暖。
那一刻，我想起很多年前，父亲也曾这样握着一位产妇的手，在战地帐篷里迎接新生命。
他说：“清清，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当医生。”
餐会散后，我独自走上中心后面的小山丘。
从这里可以看见边境线两侧的灯火，虽然稀疏，但一年比一年多。
手机里，姑姑发来新照片：她的小孙子会走路了，摇摇晃晃地扑向镜头。
我抬头，南半球的星空璀璨如钻石瀑布。
风吹过，带来远处村庄的鼓声和歌声。
他们在庆祝丰收，庆祝平安，庆祝又活过了一个雨季。
我站了很久，直到夜露打湿了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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