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七千公里外的中国驻外使馆。
沈恪从日内瓦回来后，整个人像被抽取了灵魂。
他依然每天出现在大使办公室，签署照会，主持会议，接待来访。
表面上看，他依旧是那个逻辑严密、措辞精准、永远得体的沈大使。
但只有秘书知道，他签发的文件开始出现罕见的笔误。
把“关切”写成“关系”，把“敦促”写成“顿促”。
有一次在双边会谈中，对方代表提到“战地医疗资源”，他整整停顿了五秒，才想起该接哪句外交辞令。
夜晚回到住处时，那种静默仿佛有了实体。
制作优良的玻璃隔绝了所有市声，智能温控系统维持着恒定的二十三度，空气净化器发出几不可闻的嗡鸣，一切都完美。
可是。
太安静了。
安静到他能听见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
听见记忆里某个清晨宋清在厨房煮咖啡时，咖啡机蒸汽喷出的那声轻响。
她总是先倒一杯给他，温度刚好，不加糖。
“不合规范。”他曾这样评价，“外交场合的咖啡应该由服务人员准备。”
她当时只是笑笑，没说话。
第二天起，咖啡出现在他书桌上的时间分秒不差，但再也没了那十毫升奶的误差。
沈恪开始在家里进行一种近乎病态的搜索。
他打开每一个储物格，掀开每一块地毯，甚至拆开了沙发靠垫。
什么都没有。
直到他在书房保险柜的暗格里，发现一个薄薄的牛皮纸档案袋。
袋子上没有标签，打开后滑出一沓照片。
不是官方合影，是某个旧相机拍的：宋清在战地诊所给儿童接种疫苗的侧影。
她在难民营帐篷外晾晒绷带、她蹲在沙地上用树枝教当地孩子写汉字……
照片背面都有日期和地点，最早的一张是八年前，在黎巴嫩。
最后一张拍的是他。
某次国宴前，他站在镜前调整领结，侧脸在灯光下显得紧绷而疲惫。
背面是她的小字：“今天他争取到了三个医疗援助项目。但他好像很累。”
日期是他们结婚第三年。
沈恪坐在地毯上，一张一张看过去。
看她在漫天黄沙里笑得露出虎牙，看她满手血污却眼神清亮，看她蹲在简陋手术台前，额发被汗水浸湿粘在脸颊。
那是他从未真正看过的宋青。
不是“大使夫人”，是宋医生。
而他自己那张照片，是他唯一允许自己流露疲惫的时刻。
因为知道镜头后面是她。
他突然想起很多事。
想起她总在他熬夜时默默放下的那杯温水，想起她在他感冒时煮的姜茶。
想起有次他食物中毒，她守了整夜，每隔半小时测一次他的体温。
当时他说了什么？
他说：“明天有重要会谈，我不能缺席。你想想办法。”
她想了一夜办法。
第二天，他准时出现在会谈现场，面色如常。
而她因为连续三十六小时没睡，在洗手间晕倒了半小时，没人发现。
照片在手里变得滚烫。
沈恪开始做一件荒谬的事，他把所有照片按时间顺序铺满整个书房地板，像在拼凑一张巨大的地图。
从贝鲁特到喀布尔，从内罗毕到朱巴，她的足迹遍布所有他曾派驻过的、或更危险的战区。
而他的照片，孤零零地躺在正中央，像某个误入地图的坐标。
拼到凌晨三点时，他在地图边缘发现一张裁剪过的合影。
是某次使馆开放日，他和宋青被迫站在一起接待侨胞。
照片上他在微笑，标准的外交式微笑。
而她站在他身后半步，目光却看向镜头外某个正在哭泣的华人老太太。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他安抚了一百个人，我安抚了一个。今天，我们都做了该做的事。”
沈恪盯着那行字，喉咙里突然涌上一股腥甜。
他冲进卫生间干呕，却什么也吐不出来。
镜子里的人眼睛布满血丝，领带歪斜，嘴角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咬破的伤口。
这个人，曾逼她放弃救治自己的机会，逼她吃下过敏的食物，逼得她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然后在她飞往战区的飞机起飞后，坐在这里拼她的照片。
他对着镜子笑了，笑声嘶哑破碎。
最后，他把那张唯一的双人合影装进相框，放在卧室床头。
相框旁摆着她留下的那支护手霜，盖子已经干了。
深夜，卫星电话响起。
是外交部紧急通知：南苏丹爆发新一轮冲突，要求各使馆核查在当地公民情况。
沈恪几乎是扑到电脑前，手指颤抖着调出无国界医生的公开通报。最新一条更新于两小时前：
“朱巴北部战区，MSF医疗点遭流弹波及，暂无人员伤亡。医疗协调官Dr. Song正在组织伤员转移。”
附了一张模糊的照片：硝烟弥漫的背景前，一个穿着防弹背心、戴着口罩的女医生正把担架抬上卡车。
只能看见她扎起的头发和沾满尘土的白大褂下摆。
沈恪将那张照片放大，再放大，直到像素模糊成一片灰色的噪点。
他想从中找出一点熟悉的轮廓，一点能证明“那是宋青”的证据。
窗外，使馆区的路灯次第熄灭。天快亮了。
沈恪坐在黑暗里，手里攥着那张打印出来的模糊的战区照片。
他忽然想起宋清说过的一句话。
那是很多年前，她刚随任时，某次看到他修改了十遍的外交发言稿后，轻声说的：
“沈恪，你有没有发现，你把所有人都保护得很好,除了那些离你最近的人。”
当时他没听懂。
现在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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