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跑道上加速，引擎的轰鸣压过了耳膜里最后一点杂音。
我靠在舷窗边，余光瞥见下方机场的某个玻璃廊桥里，似乎有个穿着深色西装的身影正仰头望过来。
那站姿太过笔直，像极了某个人在联合国会议间隙，独自眺望纽约港时的轮廓。
随即，我扯了扯嘴角，拉下遮光板。
机舱陷入昏暗，只有头顶阅读灯投下一圈暖黄。
“错觉。”我对自己说。
他此刻应该在使馆俱乐部，举着香槟庆祝林婉秋的手部康复，或者在签署下一份“外交特殊关怀”的文件。
况且，他的日程表精确到分钟，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难道为了我一个已经签字离婚的前妻？
他的世界里塞满了国际公约、双边关系和需要他“顾全大局”的人和事。
属于“宋青”的那个角落，早就在一次次“必要取舍”中被挤压，也或许从不存在。
我抽出随身携带的文件夹，第一页就是南苏丹战区的地图，上面用红笔标记了三个疟疾高发区和两个急需重建的战地医院坐标。
下方，城市轮廓正被云层吞噬。
那些大理石走廊、悬挂国旗的会议室、永远有咖啡香的外交酒会，连同那个总是等在角落的我自己，一起淡出视野。
我不再需要看向窗外。
未来在我手中的平板电脑里闪烁：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加密邮件、战区医疗物资清单、以及一封来自日内瓦总部的正式任命函。
十五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朱巴国际机场。
热浪混着沙尘扑进机舱门的瞬间，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不是消毒水，不是雪茄和香槟，是干燥的土腥味、柴油废气，还有远处飘来的、属于难民营的、复杂的气味。
机场简陋得像个大型仓库。
斑驳的水泥地，铁丝网外是持枪的联合国维和士兵，头顶的太阳白晃晃地炙烤着一切。
不同肤色、穿着各种制服的救援人员行色匆匆，对讲机里的呼叫混着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和当地土语。
我的白大褂外面套上了印着“MSF”字样的防弹背心。
背上四十五升的医疗背包时，肩带勒进肩膀的触感，比任何晚礼服都让我觉得踏实。
“Dr.song！”一个晒得黝黑的白人男性挥着手跑过来，法语带着浓重的比利时口音，“我是这里的后勤协调，皮埃尔。车已经准备好了，但我们要快！北部刚交火，第一批伤员半小时后到。”
“走！”我调整了一下背包带，跟在他身后穿过停机坪。
没有时间适应，没有时间感伤。
车轮碾过坑洼的土路扬起漫天尘土时，对讲机里已经传来前线医疗点的呼叫：“需要O型血！需要外科医生！需要麻醉剂！”
皮埃尔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欢迎来到南苏丹，医生。这里没有下午茶，没有外交照会。”
我检查着随身医疗包里的器械：“正好。我从来不喜欢那些。”
临时搭建的战地医院出现在视野里时，太阳正开始西斜。
车还没停稳，我已经跳下来。
帐篷里闷热异常，发电机嗡嗡作响。
六张简易病床上全是血污，两个当地护士正手忙脚乱地按压着一个少年腹部的伤口。
血腥味混着汗味和恐惧的味道，扑面而来。
“血压？”我用英语问，手已经戴上了手套。
“70/40，还在掉！”
“准备手术包，他需要开腹探查。”我的声音在帐篷里响起，平稳，清晰，带着不容置疑的指令性。
没有时间犹豫，没有时间请示。
手术刀划开皮肤的触感透过手套传来，熟悉，无比熟悉。
这才是我的战场，我的规则，我的“世界”。
三个小时后，最后一台手术结束。
我走出帐篷，扯下沾满血污的手术衣。
皮埃尔递过来一瓶水：“第一天就做了四台手术，够狠。总部说你是从外交官夫人转行来的？”
我拧开瓶盖，灌下半瓶温水：“不。是回归。”
他挑眉，没再问，只是指了指不远处亮着灯的简易板房：“你的房间在那边。条件简陋，但有张真正的床。明天早上五点，我们要去三十公里外的流动诊所。”
“好。”我抹了把脸上的汗，“对了，有卫星电话吗？我需要给日内瓦发一份物资申请。”
“24小时开通。就在指挥帐篷里。”
走进所谓的“房间”，其实只是个三平米不到的屋子。
一张铁架床，一张折叠桌。
我从背包最底层抽出那个防水袋，里面除了证件，还有一张照片：那是曾经的父亲，穿着白大褂，站在某个战地医院前，背后是同样的星空。
我把照片钉在板房墙上。
然后，我拿起卫星电话，拨通了日内瓦的号码。
等待接通的嘟嘟声中，帐篷外传来伤员的呻吟、护士的安抚、发电机的轰鸣。
这些声音嘈杂、真实、充满生命力。
电话接通了。
“这里是南苏丹朱巴医疗点，我是新任医疗协调官宋青。”
我对着话筒说，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清晰回响，“申请紧急调拨以下物资：外科缝合包二百套，血浆……”
窗外，南苏丹的夜风卷起沙尘，拍打着帆布墙壁。
而我的声音，正通过卫星信号，穿越七千公里，飞向日内瓦的星空。
这一次，没有人在旁边说：“宋青，注意措辞，这涉及外交影响。”
这一次，只有我和我需要拯救的生命。
以及，终于完整的我自己。
" ["create_time"]=> string(10) "1765762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