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恢复意识时，先闻到的是浓烈的碘伏气味。
我躺在无国界医疗组织的野战医院帐篷里，右腿被固定在牵引架上。
“女士，您的胫腓骨粉碎性骨折。”戴着红十字臂章的医生低头记录，“如果再晚一小时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截肢。幸运的是当地牧羊人发现了您。”
“但我们很抱歉，您的孩子......”
她没再说下去，但我已经懂了她的话。
泪水顺着脸颊滑落，落在枕边，洇湿一块痕迹。
我看着那块湿痕，莫名觉得很像一个绻缩的小小的婴儿。
帐篷帘被猛地掀开。
沈恪走进来，西装沾着机场的油污，向来一丝不苟的头发被地中海的风吹得凌乱。
他停在病床前，看见我满面泪痕时，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
“宋青，那时医疗后送通道随时可能关闭，我必须优先保障重伤员的撤离顺……”
“优先？”我打断他，“沈大使的心中，林记者的擦伤是急需协调专机的一级危机。”
我试图抬起手指向自己的腿，但牵引架让我只能微微动了动指尖，“而您夫人的粉碎性骨折，却不值一提？”
沈恪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别闹了，任何外交官在场都会做出同样判断。而且你现在不是已经得到救治了吗？”
得到救治。
我闭上眼，想起被压在废墟下时，雨水混着血水灌进鼻腔的窒息感。
如果不是那个偶然路过的牧羊人，此刻我应该已经被编入“因公殉职外交人员家属”的抚恤名单，一尸两命。
“沈恪。”我睁开眼，看着帐篷顶上摇晃的应急灯，“你知不知道，我怀了......”
孩子两个字还没说出口，一位医疗协调员救冲进帐篷，防弹背心上的对讲机嘶啦作响。
“大使！林记者在转运直升机上出现急性创伤应激反应，拒绝配合治疗，只要求见您！”
沈恪猛地转身，他回头看向我，嘴唇张了张，最终只留下一句：“宋青，我有急事要先走。”
帐篷帘落下时，带进一阵裹挟着沙砾的风。
我躺在那里，听着外面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由近及远。
真有意思，一个经历过战地报道的翻译官，会在堪堪擦伤后出现“急性应激反应”；
帐篷外，两名国际志愿者的交谈随夜风飘进来，用的是带着北欧口音的英语：
“看到没？那位中国大使亲自把伤员抱上直升机，还用手帕按住她的伤口。”
“他们东方人不是讲究克制吗？”
“那得看对谁，听说那位女士的父亲曾是外交明星，为救同事死在撤侨路上。大使先生大概是在偿还某种人情债。”
“那帐篷里这位……”
“官方配偶。政治婚姻，你懂的。”
这些话像一把把刀子，剜开我的伤口。
接下来的一周，沈恪的公务行程表上罕见地出现了“驻地留守”的标注。
他每天出现在野战医院，带着外交邮袋坐在我病床前处理文件。
可他的注意力从未真正停留。
每次卫星电话震动，他接听时的第一句总是：“林记者情况如何？”
每当医疗协调员出现在帐篷口，无论是否与他有关，他都会立刻起身询问是否需要他来协调。
我只是沉默地看着他一次次离去，又一次次带着歉意回来。
我想，我可能是真的对他一丁点感情都不再有了。
因为，我已经毫不在意他这些行为。
出院那天，使馆的防弹车直接开到了医疗区，沈恪扶我坐进后排。
“宋青，总务处已经将我们调至新建的馆员公寓。”
车驶过仍有弹坑的街道时，他递给我一份建筑安全认证，“钢筋混凝土结构，不会再出现安全问题。”
我拄着拐杖走过光洁的大理石地面，打量着四周。
周围很安静，还有个小院子，不像从前和别人家紧紧相邻，连在院子里放盆花都要挪出地方。
我曾多么渴望一个独属于我们两个的房子，不需要多大，但温馨、安全就好。
如今这个愿望以超出标准的形式实现了，这里的安保级别甚至高于大部分使领馆办公室。
可当我推开浴室门，看见镜子里那个右腿还打着石膏、脸色苍白的自己时，突然觉得荒谬。
这些都是我的伤痛才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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