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方家那个令人窒息的牢笼后，时间仿佛才真正开始流动。
我像一缕终于摆脱束缚的风，漫无目的却自由地穿行在不同的城市与国家之间。
我不再刻意回避过去，偶尔在新闻上看到方氏集团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或是在某个角落听闻关于方家旧事的唏嘘议论，心中也无甚波澜。
那些曾让我痛彻心扉的人和事，如今想来，竟像隔着一层毛玻璃观看的旧电影，影像模糊，声音遥远。
方云霖在狱中试图申诉、减刑的消息时有耳闻，但最终都石沉大海。
他的靠山早已倒台，自身难保，没人会再为一个失去价值的弃子冒险。
十五年，足够磨平他所有的棱角和幻想。
至于方先生和方太太，我定期从信托基金中拨付医疗和护理费用，确保他们得到符合标准的照顾，这是我基于法律和人道能做的全部。
偶尔，疗养院的护工会发来一些他们的近况照片或简短报告。
方先生坐在轮椅上，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昔日的威严荡然无存。
方太太的病情时好时坏，清醒时会对着一张我儿时模糊的照片流泪，混乱时则会喃喃自语，念叨着两个儿子的名字，分不清现实与幻梦。
看到这些，我心里不再有恨，也没有怜悯，只剩下一种近乎漠然的平静。
他们用自己选择的因果，将自己困在了永恒的病房里。
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了自我重建。
旅行并非纯粹的游山玩水，我选修了一些在线的大学课程，心理学、社会学、甚至哲学，试图从更理性的层面去理解自己经历的一切。
我开始系统学习摄影，昂贵的镜头捕捉的不再是商业报表的冰冷数字，而是晨雾中的雪山、孩童纯真的笑脸、老者布满皱纹却安详的面容。
光影之间，我似乎也在重新学习感知这个世界的美与温度。
写作成了我最重要的出口。
我没有写自传，而是将那些黑暗岁月里的感受、恐惧、扭曲的情感，投射到虚构的人物与故事中。
笔尖流淌的不再仅仅是痛苦，更有对人性复杂性的探究，对微弱善意的珍视，以及对“生”本身的、笨拙而坚韧的思考。
这些文字起初只存在于我的私人文档里，后来，在一个旅行者聚集的论坛上，我以匿名的形式分享了一些片段。
没想到，引起了不小的共鸣。
许多人留言说，在这些冷静克制的文字背后，感受到了强大的生命力量。
这给了我些许继续写下去的勇气。
和林医生的联系，成了我新生活中一个稳定而温暖的锚点。
我们通信的频率不高，但每一次交流都弥足珍贵。
他告诉我，他在社区诊所工作得很开心，虽然忙碌，但能切实地帮助到那些最需要医疗关怀的普通人。
他偶尔会提起疗养院的旧事，语气已然释然，甚至能用一种黑色幽默的口吻调侃当年的某些荒唐“治疗”。
他说，看到我现在能这样“鲜活”地生活着，是他从医生涯里最有成就感的事之一，远比发表多少篇论文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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