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爆发之后，我好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又变回了那个安静的、仿佛没有灵魂的方新宇。
甚至比以前更沉默，更空洞。
我不再提林医生，不再提方云霖，也不再对任何事有任何激烈的反应。
佣人打扫了客厅的狼藉，方先生和方太太小心翼翼地、加倍地试图对我好，但我只是更彻底地将自己封闭起来。
方太太开始每天给我熬各种补汤，亲自送到我房间，看着我喝下去。
她会坐在我床边，絮絮叨叨地说很多话，说他们当年是如何不小心弄丢我，这些年又是如何思念我，找到我后是如何的欣喜若狂，却又如何被方云霖的谎言蒙蔽，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她说得情真意切，泪水涟涟。
我只是静静地听着，喝完汤，把碗递还给她，说：“谢谢，汤很好喝。”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她看着我毫无波澜的眼睛，眼泪流得更凶，却不敢再像那天一样试图拥抱我。
那声“我的妈妈已经死了”，像一道无形的屏障，将她彻底隔绝在外。
方先生试图用更实际的方式弥补。
他联系了最好的心理医生，委婉地询问我是否需要治疗。
我拒绝：“我很好，不需要。”
他提出要带我去旅行，散散心。
我摇头：“不想去。”
他把公司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拿给我看，说我可以试着学学管理。
我推开：“看不懂。”
他甚至提出，要把我正式介绍给生意场上的朋友，确立我方家继承人的身份。
我看着他，第一次主动说了比较长的话。
“方先生，我不需要这些。方家的东西，是方云霖的，或者你们的，从来不是我的。”
方先生脸色灰败，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们像是面对着一座冰山，用尽浑身解数想要融化它，得到的却只有刺骨的寒冷和徒劳的回声。
我知道，他们在痛苦，在懊悔，在备受煎熬。
看着他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样子，我心里偶尔会掠过一丝极其细微的、近乎残忍的快意。
但这快意转瞬即逝，留下的依旧是无边无际的麻木和空洞。
他们的痛苦，无法抵消我的痛苦。
他们的懊悔，换不回我的三年。
他们的煎熬，与我何干？
我唯一关心的，是林医生的下落。
我偷偷用方太太给我的零花钱买了一个最便宜的二手手机，办了张不记名的电话卡。
我搜索了所有关于“安宁疗养院林修医生医疗事故”的新闻，信息很少，语焉不详，只说是“严重责任事故”，患者家属情绪激动，拒绝和解，医院迫于压力将其开除并配合调查。
没有更多细节，没有林医生的联系方式，也没有他现在的住址。
我尝试在网上寻找他以前可能留下的痕迹，但寥寥无几。
他就像一滴水，在阳光下蒸发，只留下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即将消散的痕迹。
焦虑像蚂蚁一样啃噬着我的心。
但我不能表现出来。
在这个家里，任何情绪的波动，都会引来方先生方太太过度的关注和试探。
我必须忍耐，必须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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