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试双案首的名头，如同在汴京略显沉闷的初夏湖面投下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远比县试时要广阔深远得多。连续两场考试拔得头筹，在大景朝的科举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也足以称得上“佳话”与“异数”。更何况，林牧的出身、年龄、以及那篇已被悄然传抄的“清源塞漏”策论，都为他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五月初九开始，文华斋的门槛几乎要被踏破。道贺的、攀交的、求文的、请托的、乃至纯粹好奇想一睹双案首风采的各色人等，络绎不绝。张掌柜不得不临时雇了两个伶俐的伙计专门在门口迎送，又定了规矩：每日只接待固定批次的访客，且林牧每日只在前堂露面一个时辰，其余时间概不见客，专心备考院试。
即便如此，林牧每日需应付的场面也极为耗费心神。来人中，有真心仰慕学问的士子，言辞恳切地请教文章；有家资殷实、意图结交潜力股的商贾乡绅，礼物厚重，言语热络；也有各衙门底层胥吏、各府邸管事之流，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任务前来混个脸熟。甚至，连汴京几个有名的诗社、文会，也发来请柬，邀他入社或出席雅集。
林牧牢记赵岩“闭门读书，备战院试”的告诫，也深知“木秀于林”的道理，应对起来格外谨慎。对于请教学问者，他择其善者，略作点拨，但绝不深谈，更不妄评时政；对于馈赠厚礼者，一律婉拒，只收些不值钱的笔墨纸砚或书籍，言明“书生清贫，不敢受重礼，恐污清名”；对于各类邀请，则以“院试在即，不敢分心”为由，一概推辞。
他的谦逊守礼、专心向学的姿态，赢得了不少真正读书人的好感，却也难免得罪一些自觉被怠慢的“体面人”。坊间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议论，有人说他少年得志便拿大，有人说他故作清高，也有人说他背后有高人指点，懂得避嫌。
对这些议论，林牧只作不知。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后院厢房，埋头于周文渊所赠的那三百多册书籍之中。这些书极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尤其那些政论汇编和地方志乘，让他对朝廷运转的肌理、地方治理的难处、以及财政赋税的具体环节，有了远超同龄人、甚至许多官员的认知。他结合陈大福用命换来的黑暗记忆，将书本上的制度条文与现实中的贪腐漏洞两相印证，许多以往模糊的认知渐渐清晰，胸中自成丘壑。只是这些思考，他暂不形诸笔墨，更不与人言，只默默积淀。
五月中旬，白石书院的山长吴敬亭，亲自写了一封贺信，派苏慎讲席送到文华斋。信中除祝贺外，还正式邀请林牧在院试后，前往书院担任“蒙学部见习讲席”，并参与书院“经世斋”的编书工作，月俸从优。这已不止是赏识，更是提供了实际的进身之阶和收入来源。白石书院在士林声誉卓著，其邀请本身便是一重光环。
林牧与张掌柜、陈大福商量后，决定接受邀请，但将任职时间推至院试放榜之后。此举既表达了尊重和意向，又坚守了当前以备考为先的原则，显得稳妥持重。
与此同时，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关注也接踵而至。李修文兄弟似乎消停了几日，但很快又有了新动作。五月中，汴京城几家与李家关系密切的茶楼酒肆里，开始流传一些关于林牧的“轶闻”。有的说他在县试前不过是个濒死乞丐，运气好得了张掌柜收留；有的暗示他与某些致仕官员交往过密，恐有攀附之嫌；更隐晦的，则提及他曾在漕运西仓做工，与“某些不清不楚的人”有过接触……这些流言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虽未指名道姓触犯律法，却足以损害名声，引人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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