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春芽心里一空：“去北京？做什么？”
“办一些手续，也……也处理我父亲的事。”陆知行说，“我想正式为他平反，让他的研究成果得到认可。”
“那你要去多久？”
“说不准，可能几个月，也可能更久。”陆知行看着她，“春芽，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学习别松懈，有事就找周明，或者给我写信。”
“我给你写信？寄到哪里？”
“寄到北京我母亲那里。”陆知行写下地址，“我会定期给她写信，让她转交给我。”
林春芽接过地址，紧紧攥在手里。
三个月后，陆知行也要走了。
这个认知让她心里有些慌乱。这几个月，陆知行已经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是她灰暗世界里的一束光。他要走了，光会不会也暗了？
“春芽，”陆知行似乎看出了她的不安，“我会回来的。等高考恢复，我们一起考试，一起去北京上学。我答应你。”
这话像一颗定心丸。
林春芽用力点头：“嗯，我等你。”
月光下，两人对视，眼里都有不舍，也有期盼。
前路漫漫，但目标清晰。
他们要一起，走向那个光明的未来。
公社的早晨，比村里来得更喧嚣。
天刚蒙蒙亮，广播里就响起了《东方红》。林春芽从硬板床上爬起来，揉了揉酸痛的腰。公社招待所的这间小房间只有六平米，一张床、一张桌、一个脸盆架，墙面斑驳，窗户漏风。但对她来说，已经够好了——至少，这是完全属于她自己的空间。
她快速洗漱，换上最整齐的那件蓝布褂子，把两条麻花辫梳得一丝不苟。镜子里的自己，眼神里有忐忑，但更多的是坚定。
今天是去财务科报到的第一天。
财务科在公社大院最里面那排平房，门牌上写着“红旗人民公社财务科”几个红字。林春芽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屋里坐着三个人。靠窗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戴着老花镜，正在打算盘。中间桌后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伏案写着什么。最里面那张桌子空着。
“同志，请问……”林春芽轻声开口。
戴眼镜的女同志抬起头，上下打量她：“你就是林春芽？”
“是。”
“我是财务科的刘会计。”女同志指指中间的男人，“这是张科长。你的位置在那儿。”她指向最里面那张空桌子。
张科长抬起头，是个看起来挺严肃的人：“林春芽同志，欢迎你来学习。这三个月，你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刘会计整理历年账目，学习新的记账方法。有什么不懂的，多问。”
“是，张科长。”
“另外，”张科长顿了顿，“王干事交代了，年轻人要多锻炼。除了财务工作，你还要负责打扫科室卫生，每天早晚各一次。”
打扫卫生？林春芽心里一沉，但面上点头：“明白了。”
刘会计递过来一摞账本：“这是1970年到1975年的各队账目，有些混乱，需要重新整理。你先从这些开始，按年份、按队分类，把不清楚的地方标注出来。”
账本堆起来有半人高，纸张泛黄，字迹潦草。
林春芽坐到自己的位置上，翻开第一本。是1970年一队的账，记的是工分和粮食分配。字迹歪歪扭扭，有些地方涂改得看不清。
她拿起铅笔，开始工作。
一上午，科室里很安静，只有算盘的噼啪声和翻页的沙沙声。刘会计不时抬头看她一眼，眼神里有审视，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同情。
中午吃饭时间，刘会计站起来：“小林，走，去食堂。”
公社食堂在院子东侧，是个大平房。里面摆了十几张长条桌，已经有不少人在吃饭。饭菜很简单：玉米窝头，白菜炖粉条，还有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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