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我的小公寓，我把自己重重地摔在沙发上。
大脑一片混乱，心脏狂跳不止。
冷静，周宁宁，你必须冷静下来！
我一遍遍地告诫自己。
现在慌乱没有任何用处，只会让我自乱阵脚。
我开始仔细复盘整件事。
那个叫李卫东的药店老板，是唯一的突破口，也是最大的威胁。
他为什么要攀咬我？
张警官说是为了减刑。这个可能性很大。一个毒贩，为了活命，什么都干得出来。
但万一，他说的都是真的呢？
我努力回想一年前在药店的场景。
我确实问过“喝了会不会死人”这种话。
他也确实说过“有办法让它变得更厉害”。
但我发誓，我当时真的只是随口一问，甚至没记住他后面说了什么。
可是在警察听来，这对话本身就充满了动机。
一个即将被全家逼迫喝酒的女孩，去药店买头孢，还特意咨询如何加剧毒性反应。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杀人预告。
至于那个所谓的剧毒化学品，我更是闻所未闻。
李卫东为什么要编造我向他打听这个东西？
是为了让自己的罪行看起来更像是被我“教唆”的吗？还是他想把我拖下水，当他的替罪羊？
还有监控。
如果监控真的被修复，不管我当时说了什么，在警方先入为主的怀疑下，都会被解读为“有预谋”。
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不能把我的命运，寄托在警方的技术水平和一块硬盘的物理状况上。
我必须主动出击。
我的脑海里，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
逃跑？不行，现在跑等于不打自招。
找人毁掉证据？我在这里无亲无故，去哪里找有这种本事的人？
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李卫东身上下手。
我需要知道，他到底跟警察说了多少，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需要让他改口。
可是，他现在被关在看守所，我怎么可能接触到他？
一个大胆甚至疯狂的念头，在我脑海中逐渐成形。
我深吸一口气，拿出手机，拨通了那个我唯一可以信任的人的电话。
“喂，是我。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这个忙……可能有点违法。”
电话那头的律师朋友沉默了很久。
“宁宁，你想做什么？”她的声音很严肃。
“我想见李卫东一面。”
“不可能。他是重案嫌疑人，在押期间，除了他的律师，谁也见不到。”
“所以，我需要你。”我一字一句地说，“我想请你，成为他的辩护律师。”
朋友震惊了：“你疯了！我怎么能去给一个毒贩当律师？而且，你现在是警方的怀疑对象，我再去接触嫌疑人，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我想过了。”我的声音很平静，“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我需要你帮我带几句话给他。只要你能见到他，让他明白，攀咬我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让他罪加一等。如果他肯改口，我可以给他一笔钱，一笔足够让他家人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钱。”
威逼，加上利诱。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能让李卫东改变主意的办法。
“宁宁，这太冒险了！”
“我别无选择。”我打断了她，“如果我不这么做，等监控一修复，我就死定了。你是我唯一能相信的人了。求你，帮我这一次。”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我能听到她沉重的呼吸声。
我知道，这个要求，是在把她也拖下水。
但除了她，我再也想不到任何人。
“好。”终于，她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和决绝，“我帮你。但是宁宁，这是最后一次。事成之后，你必须彻底消失，永远不要再出现。”
“我答应你。”
挂掉电话，我浑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陷入了焦灼的等待。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能不能成功，也不知道那个李卫东会不会上钩。
我更不知道，警方的监控修复，进行到哪一步了。
我像一只惊弓之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我心惊肉跳。
三天后，朋友给我发来一条信息。
只有两个字：成了。
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
朋友成功地以法律援助律师的身份，介入了李卫东的案子，并且见到了他。
她按照我的嘱咐，向李卫东转达了我的“意思”。
一开始，李卫东很抗拒，他坚信只要咬死我，就能戴罪立功。
但我的朋友，不愧是金牌律师。
她冷静地为李卫东分析了利弊。
“攀咬周宁宁，你是在做伪证，是妨碍司法公正，罪加一等。而且，你没有任何实质证据，仅凭一段模棱两可的对话，法院不可能采信。最后的结果，你不仅减不了刑，反而会因为态度恶劣，被从重处罚。”
“相反，如果你推翻之前的口供，承认是你自己记错了，或者当时是为了吹牛瞎说的。我可以从‘主观恶意小’这个角度为你辩护。再加上周宁宁承诺给你的那笔钱，足够让你的家人过上好日子。你好好想想，是让你老婆孩子拿着一大笔钱过安稳日子，还是让她们背着‘毒贩家属’的名声，穷困潦倒一辈子？”
这番话，精准地击中了李卫东的软肋。
他是一个亡命之徒，但他也有家人。
在必死的结局面前，为家人争取最大的利益，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他动摇了。
又过了两天，张警官再次给我打来了电话。
这一次，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周小姐，你可以过来一下了。”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 ["create_time"]=> string(10) "1765066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