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复习进入白热化。
李淑珍把她丈夫留下的所有笔记都给了我，还有几本珍贵的《历年竞赛题集》。
我如获至宝，每天啃到深夜。
姥姥的病时好时坏，但她从来不喊疼。有时候我学到凌晨，她就默默坐在炕那头，给我披件衣服，递杯热水。
“兰啊，别太拼。”
“不拼不行。”我说，“机会只有一次。”
她叹口气，不再劝。
八月底，一场暴雨引发山洪。
红旗大队地势低，好几户人家进了水。
我和李淑珍组织扫盲班的妇女，帮忙转移老人孩子，抢运粮食。
忙了两天两夜，洪水退了，我也累倒了。
高烧三十九度，躺在床上说胡话。
赤脚医生来看，说是劳累过度加风寒。
李淑珍急得团团转：“这离考试就三个月了！”
我昏昏沉沉地躺着，梦见前世的考场——我没能进去，因为贾玉清说：“你一个初中文化的，考什么考？在家带孩子吧。”
醒来时，姥姥在抹眼泪。
“姥姥，我没事。”我哑着嗓子说。
“还没事呢……”她哭出声，“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姥姥怎么活……”
我握住她的手：“我答应您，一定考上大学，带您去城里过好日子。”
她哭得更凶了。
病了一周，烧才退。
李淑珍来看我，带了一罐麦乳精——这年头绝对的稀罕物。
“补补身子。”她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没推辞，冲了两杯，一杯给姥姥，一杯自己慢慢喝。
甜得发腻，但暖到了心里。
" ["create_time"]=> string(10) "17648944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