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一个消息悄悄传开。
广播里的调子变了，报纸上的文章变了，连扫盲班的政治课内容都换了。
李淑珍有天晚上来，神色凝重：“可能要变天了。”
我没说话，心里却跳得厉害。
我知道她在说什么。
也知道，这场“变天”之后，就是春天。
十月下旬，正式文件下达。
整个国家，都在一种复杂的情绪里——有悲痛，有迷茫，但也有……隐隐的期待。
十一月，扫盲班停了半个月。
我再见到李淑珍时，她瘦了一圈，但眼睛很亮：“沈玉兰，你等的机会，可能要来了。”
“您是说……”
“等等。”她按住我的手，“再等等。”
等。
我已经等了两年。
不差这最后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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