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
直到三月，红旗大队的冻土还没完全化开。
早晨出工，铁锹砸下去，只能刨出个白印子。
但扫盲班的热度，却像春草一样疯长。
“沈老师，这个‘账’字怎么写？是不是跟‘胀’一个音？”
“沈老师，我算工分，一天七个工分，一斤玉米两个工分，那三十五个工分能换多少玉米？”
下课后，妇女们把我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问。
她们手里拿着用草纸订的小本子，铅笔头短得捏不住，就用木棍套着继续写。
“慢慢来，一个一个问。”我擦掉黑板，重新写。
李淑珍站在教室后头，抱着胳膊笑。
等人都散了，她才走过来：“行啊沈玉兰，才半年，成‘沈老师’了。”
“是您教得好。”我收拾教案。
“别谦虚。”她帮我搬凳子，“现在队里这些嫂子婶子，哪个提起你不是竖大拇指？说沈老师有耐心，讲得明白，还不嫌她们笨。”
我把粉笔头仔细收进小铁盒——这是李淑珍丈夫的遗物，现在归我了。
“李老师，我有个想法。”我说，“光教认字算数不够，能不能……加一点常识课？”
“什么常识？”
“比如，怎么预防小儿腹泻，怎么处理烫伤，怎么识别常见的野菜和毒蘑菇。”我顿了顿，“都是实用的东西，能救命。”
李淑珍眼睛亮了：“这主意好。我去跟刘队长说，让他从卫生所借点资料。”
我点点头，心里盘算着另一件事。
前世1976年夏天，红旗大队这边发过一次山洪，冲垮了两户人家的房子。
虽然没人死，但有个孩子被砸断了腿，因为处理不当，落了残疾。
如果能提前教些急救知识……
“想什么呢？”李淑珍拍我肩膀。
“没什么。”我回过神，“对了李老师，您上次说县里图书馆……”
“对，我去问了。”她从布兜里掏出个小本，“可以借，但要单位介绍信，还得押金。我想办法。”
她总说“我想办法”，然后真的能想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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