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天，红旗大队下了场大雪。
我每天的生活固定下来：白天上工或教课，晚上复习。
姥姥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我趴在炕桌上，一学就是半夜。
李淑珍常来，有时带一把炒黄豆，有时带两个烤红薯。
她检查我的进度，帮我解疑，偶尔也说起从前的事。
“我男人是六八年没的。”有天晚上，她突然说，“有人说他思想有问题，批斗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早上，人没了。”
我停下笔。
“那时候我怀着小儿子，五个月。”她语气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我想跟着去，但想着肚子里的孩子，没敢。”
“李老师……”
“所以你看，”她笑了笑，眼角有细纹，“人活着，就得往前看。死了容易，活着难。但再难，也得活出个人样来。”
我握紧钢笔。
“我会的。”我说，“我一定活出个人样来。”
窗外的雪，静静地下。
1975年就要过去了。
这一年，我离开了贾玉清，离开了那个困住我前世的牢笼。
这一年，我遇见了李淑珍，握住了那支承载希望的钢笔。
这一年，我二十一岁，一无所有，却又拥有一切——
因为我知道，路在脚下。
而这一次，我要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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