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周晓梅来信了。
信写得很厚，说了三件事：
一、李小草已经回城，安排在纺织厂，写信说谢谢我。
二、贾玉清到底还是上了大学——但不是原来那所省城的工农兵大学，而是邻省一所刚成立的“五七大学”，学制短，含金量低。
“听说他爸为了这个名额，把家里攒了十年的钱都送出去了。他妈气得大病一场，现在还在床上躺着。”
三、林薇清也调走了，调到县里小学当临时代课老师。“有人说看见她跟贾玉清通信，但不知真假。”
我看完信，烧了。
姥姥问：“谁来的信？”
“以前的队友。”我说，“说有人遭报应了。”
姥姥没再多问。
晚上备课，我在教案本背面，悄悄列了个时间表：
1975年9月-1976年12月：完成高中全部复习，同步教扫盲班攒钱。
1977年：等高考消息，全力冲刺。
1978年：上大学。
1979年……
我停住笔。
前世的1979年，我已经生下女儿。那一年贾玉清评上助教，开始夜不归宿。
这一世，1979年的我会在哪里？
不知道。
但肯定不在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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