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班设在队部旁边一间空屋里。
学生大多是队里的中青年妇女，也有几个半大孩子。
教材是李淑珍自己编的，用旧报纸裁成小本，手抄的字词和简单算术。
我第一次去，李淑珍让我先旁听。
她讲课很有方法——不说“政治术语”，就从“认工分”“算口粮”开始。
妇女们听得认真，因为学完就能自己算账，不怕被糊弄。
“今天，咱们学‘粮’字。”李淑珍在黑板上写，“左边是米，右边是良。米是好东西，良是好的意思——有粮食，日子才好过。”
底下有人笑：“李老师，我家粮本上这个月只剩二十斤了，好过啥呀？”
“所以更要认字。”李淑珍也笑，“认了字，能看懂政策，能算清账，还能给孩子讲道理——这就是‘良’。”
下课后，她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我由衷地说，“从生活入手，大家才愿意学。”
“那你明天开始，教算术。”她说，“就从工分换算、布票粮票开始。”
我用力点头。
那天晚上，我在油灯下备课。
姥姥纳着鞋底，突然说：“李老师男人没了八年了，多少人劝她改嫁，她不肯。说要把俩孩子供出来，还要把扫盲班办下去。”
“她很了不起。”
“是啊。”姥姥叹气，“女人这辈子，太难了……”
我没接话，继续写教案。
但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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