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大队的农活，比陕北那边轻些——主要是旱地，种玉米、高粱，不像那边要修梯田。
但七月的太阳一样毒。
第一天拔草，我跟在妇女队后面，弯着腰，一垄地一垄地往前挪。汗水糊住眼睛，手很快磨出了水泡。
“新来的知青？细皮嫩肉的，干得惯吗？”旁边一个三十来岁的嫂子问。
“慢慢就惯了。”我咬着牙。
“听说你从陕北调过来的？为啥呀？”
我没说话。
另一个声音接过去：“还能为啥，肯定是在那边待不下去了呗。我听说啊……”
流言蜚语传得比风还快。
中午休息，我坐在田埂上啃窝头，就着凉水。李淑珍拎着篮子过来，递给我一个煮鸡蛋：“拿着，补补。”
“李老师，我不能……”
“让你拿就拿。”她在我身边坐下，“我听说你今天一句话没说，光埋头干活？”
我点点头。
“挺好。”她剥开另一个鸡蛋，“这地方小，屁大点事能传半年。你越解释，他们越来劲。不理会，过阵子就消停了。”
“谢谢李老师。”
“别谢我。”她看着我，“沈玉兰，我观察你一上午了——你拔草的姿势不对，费劲。腰要沉，腿要弓，借力……”
她边说边比划。
我跟着学，果然轻松不少。
“李老师，您懂的真多。”
“我原来也是知青。”她淡淡地说，“六五年下来的，嫁了人，就留这儿了。”
我愣住了。
“别学我。”她拍拍手上的土，“有机会，一定要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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